网站地图
【www.arisingsemi.com--电子营销】
干打垒追忆航天三线之贵州061
背景介绍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经国家专门委员会批准的三个国防工业基地建设项目落在这里，分别是航空工业部的011基地，电子工业部的083基地和国防部五院（航天部前身）的061基地。黔北遵义系贵州主要粮区，三个基地都想要黔北，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尔陆上将拍板，给了061基地，即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十院的前身。
到三线去
火车出北京，10岁的卢彦军趴车窗上，默数着钻了多少山洞，驶过多少桥梁。一天下来，他放弃了。
太多了。
到了贵州遵义，直接“开门见山”。
1970年的2月，卢彦军兄弟姐妹四人随父母从北京永定路来到潮冷的遵义山区，全家户口迁来，“一锅端”。
好奇心的掺入，让卢彦军迅速和大批年龄相仿的玩伴混熟。
孩子们操着不同地域的口音，他们不了解全家为什么要来这里，也不知道要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待多久，只听父母说是来建设061三线基地（现中国航天科工十院）。
贵州过去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已是十院天马公司党工部长的卢彦军回忆，“论直观印象，当时犹如从新中国回到了旧社会。
”
这次大迁徙始于1965年。从北京、上海、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几万名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工人背负“保密”要求，拖家带口来到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山区。那批人中尚还健在山沟的，现在见到家乡人，能从流利的遵义方言，迅速切换到京片子、上海话、东北腔……
“遵义来了一批神秘的人”。
1965年初的遵义，老百姓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对象是一批穿军装但没挂军衔的人。他们乘华沙牌轿车和吉普车而来，行踪神秘。
当时，遵义地委也只有两辆吉普车，全市就一条公交线路。
虽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但遵义市区晚上灯光灰暗，星星点点，碎石土路街道，两旁是东倒西歪的木板房和茅草房，最高的楼房只有四层。1978年上映的电影《山寨火种》拍摄时曾到这里取景，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称，这儿不用专门布景就可以再现红军抗日时的景象。
神秘人共有41位，属于七机部二院（现航天科工二院），为061基地选址而来。选址遵循八字方针：靠山，分散，隐蔽，进洞。
现年72岁的乔文礼是神秘人群中的一员，当时身份是061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秘书，每日陪着指挥部领导‘踏勘’，步行于遵义的各个山区。“都说蜀道难，黔道也一样。
”
从西安而来的工艺员孟如君还差点搭上性命。他们一行12人搭乘2辆苏联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了7天才到遵义，几次差点甩到悬崖下。
76岁的老人想起这事，还不忘调侃调侃：要练车技，请来贵州。
遵义地处大娄山山脉，整座城山地面积接近七成。趟过河沟，穿过荆棘，选址人员几乎走遍遵义以北沿川黔公路两侧的地区，带着罗盘针和民国37年的
1:50000的军用地图，手里拿着拇指粗的方竹，既为打蛇，又为防狗。
身上带着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和军用水壶，壶里晴天装水，阴雨天装酒。每天步行少则10~20公里，多则30公里。绘制简图得上山，下来时却经常看不清路，不敢伸脚；钻洞时山洞吸光，打着电筒看不清对面，过后才感到惊险。
最终，在遵义、绥阳、桐梓三县一市一带初步选址42个。晚上回到指挥部，一张大地图挂在墙上，两米高、四米宽，一群人半夜还围着地图讨论，情景如同打仗。指挥部党委1965年下半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由张凡（原七机部副部长）、叶进明（上海市）、陈璞如（原贵州省副省长）、贾怀洲（原建工部）、肖卡（原上海市机电二局局长）、沈钧（原七机部二院副书记）、耿锐（原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等18人组成，张凡任书记，肖卡任总指挥，形成“二部二地”（七机部和建工部，上海市和贵州省）统一协调管理的格局。
乔文礼回忆，三线建厂时间紧迫，上级要求选址工作“打歼灭战”。梅岭厂（401厂）和林泉电机厂（651厂，当时隶属于二院）率先建成，前者1966年投产。
卢彦军的父母是北京林泉电机厂职工。
从登上列车的一刻开始，全家人挥别首都。开山创业中央对基地建设开绿灯，一声令下：“好人好马上三线。要人给人，要物给物”。061基地24个建设项目也被完全确定下来，但大规模的建设几度停顿。
1966年，061基地机关搬迁，产品图纸和资料也迅速转移，但还是受到了文革冲击。1967年初，基地建设处于瘫痪状态。
1968年~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办事组的直接干预下，基地迎来第二次建设高潮。1970年061基地实行军管，情况有所稳定。1970年底，首批产品下线，测试合格；1972年首批制导站和发射架、运输装填车下线，测试合格。
061基地当时的建设目标是“二院的备份”，主业是研制生产防空导弹。
1970年~1971年工程建设速度加快，当年年度投入资金2.6亿元，投入人力2万多人，竣工面积76.5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导弹，火箭主机、辅机生产体系。至此，我国规模最大、配套完整、专业齐全的航天科研及生产综合工业基地在黔北落成。
完成建设任务时，总投资达到8亿元。
70年代末，基地下辖35个企业和事业单位，正式职工3万人，包括高校专家和企业工程技术骨干，经上海专业培训的3600名青年技工，以及分配过来的大学生、转业军人等。
“大人们都是响应党的号召，能来三线的都是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的。”卢彦军和小他6岁的陈航坐在一起，两个“航二代”同在三线山沟长大，现在同一个部门上班。
起初在山沟里，大人白天上班，把小孩锁在家里；晚上还要进行学习，一帮小孩就在旁边玩泥巴，大人学到多晚就玩到多晚。卢彦军还记得人们晚上加完班骑行在漆黑山路，掉沟里的不少。
这些三线的“航二代”，和父母住过帐篷、茅草棚，然后是“干打垒”（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最后搬进红砖房。
所谓的学校，最初就是用草席围成棚子，上面搭上牛毛毡。有些厂里把一二年级合成一个班，三四年级合成一个班，各个班级在棚里一字排开。
大家课前议论：今天哪个同学的父亲来上数学，明天又是谁的母亲来教语文。这种情况直到基地完全建成后得到改善。
那批“航二代”有不少选择初中毕业后参军。
卢彦军16岁参军，不到20岁又回到遵义，进入高原机械厂（3655厂）当工人。“最开始，打个酱油都要跑一二十里。
去遵义市买米，用扁担挑回来。”褪去稚气后，卢彦军越发意识到三线的苦。
今年73岁、还在十院302所返聘工作的上海老人赵玉才的眼眶红了。当年因忙于型号试验，他和妻子朱伟中午没能回家，幼小的女儿从坡上滚落到桃溪河里结束了生命。
再次抱起女儿的朱伟昏了过去，醒后又走上了试验台。
沉默过后，这位昔日的型号总师张口了，“当时我们国家四面围敌，不搞三线是不行的，我们没理由叫苦。只要单位还需要，身体还允许，我就会坚持在这儿。”
他的户口已迁回上海，儿子在复旦大学任教，妻子退休在上海带孙子。
留守者
2015年5月9日，星期六。走在南海科技公司（3407厂）的老厂区，听到了机器声。
全厂搬迁到遵义市区的贵州航天高新技术产业园后，这里人去楼空，杂草丛生。窗玻璃保持完好的屈指可数，风吹过，松动的门窗嘎吱作响。模具车间外墙壁上的大红字——“工业学大庆”——被岁月和风尘拂去光泽。
“这些红砖房都是苏式建筑，牢固着呢，因为当初建设时提出房屋质量是‘百年大计’。
”留守在这里的陈向阳71岁，他和其他几位留守的老人会时不时地在老厂区走一走，看一看。
大部分车间都已经租给了外面的民营企业或家庭小作坊，除了热处理车间。
周末，这里有工人加班。
因为城里园区的生产资源所限，热处理车间从三线建设开始至今，一直处于“全勤”状态。
车间工人的家庭都安置在遵义市，他们一周回去一趟，看看老人，检查一下孩子学习成绩，没什么时间再顾及其他。
从这回遵义，要先打个摩的到附近镇上，然后再坐10块钱“拼车”。他们也想进城，愿望和回忆夹杂一起，透出无奈。“我们几代人也就在这里了。
现在你看是破败了，以前可不得了，好多老乡都是靠着我们厂子致的富。
”
因深处内地，贵州一直戴着“欠发达、欠开发”的帽子。上世纪70年代，三线基地的扎根和逐渐壮大，让贵州不仅能生产航天产品，而且基础工业、加工工业、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业，以及各类相应的配套产业有了长足发展。黔北地区也有了高精密机械加工、重型机械加工以及电子工业生产和检测手段，制造水平陡增。
集中在遵义、绥阳两县境内的061基地各主要生产厂，累计建设了上百公里的公路，新增了9座35千伏和110千伏变电站，拉动了厂区周边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061基地最大的风华机器厂（531厂）有300多人留守，当地老乡说，现在菜市场一天一头猪都卖不完。搬迁前，一天能卖掉十五六头。
因为企业发展的需要，2000年前后，基地的民品单位迁至遵义市的园区；2007年前后，军品单位则迁至贵阳市小河区的产业园。留下散落在山沟里的几十家老工厂，和一段集体性记忆。这些工厂经历了国防工业的辉煌；转企改制面对市场化浪潮时，也曾陷入困境。衰荣几度在卢彦军和陈航的记忆中，援建人口陆续进驻基地，在山坳之间，厂房、宿舍、学校和医院紧挨着马路拔地而起。
迁徙来的不仅仅只有工厂。
卫生部将大连医学院内迁至此，基地的
3417、3427医院也建成了。原航天工业部批复在这里设立航天子弟学校，孩子们念完初中，可以转到航天中学继续念高中，有些孩子就直接在系统内的航天中专、航天职大完成学业。
陈航上高中时，一个宿舍住3个学生，老师告诉她们这是研究生标准。将信将疑的陈航出去读大学后，发现都是8人一间，才感叹原来的条件的确还不错。
那是一段几乎与外界隔绝的集体性记忆。至今，他们都记得在三线的红砖楼里，每家的桌椅都一模一样，上面贴有编号。厂里就是一个“小社会”，像风华这样拥有3000多职工的大厂，有自己的学校（从幼儿园到电大）、医院、游泳馆、公安、法院、市场，“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在当地人看来，三线子弟让人艳羡——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完备的医疗、安稳的工作以及分配的公房。职工及家属享受的都是免费教育和医疗。
此外，定期有北京、上海的车皮拉来生活物资，都是当地买不到的。卢彦军说，老乡羡慕我们，遵义当地的女子都以嫁到我们这些厂里为荣。
生活有保障，人际关系也单纯。
陈航全家人得过一次红眼病，害怕传染不敢出门，有位阿姨就每天早上准时买好菜放到门口。有小孩得了肝炎，为防止传染蔓延，厂里医务室会熬好中草药，用板车拉到家属区，挨家挨户，送到每个人手上。
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条件优越，当地农民也会“眼红”。
再加上争水争地，双方有过矛盾。后来大家意识到谁也离不开谁，关系日渐融洽。不少农民在厂里开店或找了份体力活儿，学校也招收农民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