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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
浅析清代两淮盐商
一、两淮盐业及清代盐商的形成
二、清代两淮盐商的继续发展与衰落
两淮盐商是两淮盐业商人资本的总称,其内部分类极多,就其要者而言,则如《清史稿》中《食货志·盐法》所载:“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日总商,主散商纳课。”除此之外,还有不自行盐,专以盐引租予他人而坐享其利的“业商”;租引行销的“租商”;代租商办运的“代商”等等。以上各种商人,都是两淮盐业的垄断者,而其中尤以总商势力最大(“总商”又称“商总,’),因为他们都是“资重引多”的富商,居政府和散商之间,上对国家承交赋税,下对众商指派勒索。
商总除刻剥散商,渔利中饱而外,还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两淮盐商的巨头、全国商界的娇子。两淮盐商的鼎盛时期,是明嘉靖至清乾隆时期(1522-1759 ),清初两淮盐商并非非常富有,在明清之际的历史动乱时期,两淮盐商曾遭受过沉重打击,濒临破产。
清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全国政局日趋稳定,整个封建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盐官的庇护和皇帝的支持下,两淮盐商才得以重新垄断盐利。
盐商垄断盐业以后,获利极大,往往转手之间,得利数倍。
如清人黄钧宰说: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斤沱计之,场价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
其利润之厚,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乾隆年问,两淮盐商趋于极盛,垄断淮盐运销的两淮盐商因此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之一,其资本总量达2000万两以,更有学者认为,乾隆年问,两淮盐商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唯恐有所夸张,但其财力之雄厚,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据汪士信估算,乾隆六十年问,两淮盐商的实得利润高达9011万两。我们从各种史料记载中也可窥其一斑,李澄在推备要》中就曾提到:‘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允实者,以千万计’,盐商进人道光初年(1821),就每况愈下了。

实际行盐的淮商,已由盛时的数百家减少到了不及一半,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经营。
此时运商中能运四五万引者无多,十数万引者更少。其余小商资本更微,来去无定。
两淮盐从道光六年到十年(1862-1830 )的五年中,平均每年仅销引十余万道,不及原额的十分之一,积欠政府的盐课银高达5700余万两。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澎将淮北纲盐法改为票盐法,成效大显。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碱在淮南改行票盐法。票法规定:无论何人,只需照章纳课,即可领票运盐,成为票商。从此,彻底打破了原来纲商的专利特权。同治年间(1862-1874),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先后整顿盐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又责成票商报效专款作为票本,便将淮盐运销准由票商专利,票商所执盐票,准其据为永业,循环转运。
实际上票商之名未变,而专利之敝则类同于纲商。因此,又出现执票之商本人并不行运,而将盐票出售或租给他人办运,执票盐商刚坐享渔利。所以,这一时期的票商又活跃起来了,但时间不长又有萎缩。 
三、清代两淮盐商衰落的原因
清代两淮盐商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这里限于篇幅,为大家列举几种个加以分析。


1、盐商的奢侈挥靡。盐商拥有巨资,因而生活极端奢侈,史称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
其衣服肴撰日所费以巨万计,婚嫁丧葬动辄费数十万。且广治林园,名园巨第比比皆是,时有“扬州名园甲江左”之称;又复多设妓馆,每夕燃灯数万,号称“粉黛绮罗甲天下”。
当时以万金一时费去者不计其人。“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
”关于两淮盐商奢侈生活的情形,清代官私记载都很多。如雍正元年(1723)上谕:“联闻各处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徘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嘻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干什宦,越礼犯分,周知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八,“征榷考”三)。又如《扬州画舫录》卷六载:“初扬州盐务,竞有奢丽,一婚嫁、丧葬、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厄人备席十数类。
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晕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头。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
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内出,暮自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炫,……其先以安麓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而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纪。
”在扬州八大盐商中,有一位女人,人称汪石公太太,《清稗类钞》中说:“汪石公者,两淮八大盐商之一也。石公既殉,内外各事,均由其妇主持,故人辄称之曰汪太太。”关于汪太太之富豪奢侈,在扬州民间流传很广。
《扬州画舫录》卷十五,“汪廷璋”条下载:石公者,实硕公之语转也(就是说石公就是汪廷璋的侄辈汪硕公)。其家既“富至千万”,被人目为“铁门限”,则其以奢侈闻名,自不足奇。证明汪太太的奢侈生活,扬人汤殿三有两则记述,可见一斑。



2、战乱的影响。淮“并无数十年之富商”。
尤其从嘉庆元年(1796)开始,由于两淮盐业销售的主要口岸湖广江汉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波及五省,持续长达九年。为了镇压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三月至八年(1803)正月,清政府强迫两淮盐商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连续捐输达七百万两。
尽管起义最后在朝廷的合围中被镇压下去,然而这次起义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标志,同时也是两淮盐商走向衰败的一个转折。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淮盐江运梗阻,引地尽失,盐法梦乱。
太平军三次占据扬城,侥幸脱身的旧商(主要是嘉道以还新兴的镇江、杭州商人)仅十余人,也都是兵资余生,家货罄尽。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南盐斤停收达四年之久,亭荒撇废。道光年间盐业渐衰,又遭太平天国战乱影响,盐业运销市场通路破坏,盐商消乏,官盐滞销,私盐盛行;官盐的市场占有率降至54%,甚至只有36%,全国最大的盐区两淮,在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一1830)时,其运销之官盐约仅为额办的40%。通晓两淮盐务的包世臣说:这时“盐事日否”,“而纲日细”,“盐积如山,纲商绝迹,场商晒丁,但求盐有受主,获就口食”。清政府虽想尽办法,进行盐政改革,来挽救危机,却一直难以奏效。


3、两淮盐价的变化。
清康熙朝以来,淮盐价格日趋昂贵。需指出的是,淮盐在产地的价格即场价并不高。据陶言,清代前中期淮盐场价“每斤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郭起元也称,“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膏盐每肋制钱二三文’。
但淮盐在各地的市场销售价却大大高于场盐价格。嘉道年间,淮盐价格仍呈上涨趋势。
嘉庆23年(1818年),官府又不得不再次核定汉口盐价为“梁盐梅包售银3钱2分只厘6毫,安盐每包售银2钱9分2厘6毫’,淮盐一般分二种,上者为梁盐,次者为安盐,梁盐多而安盐少。与乾隆53年(1788年)议定价格比,又上涨了12%左右。
如再加上水贩费用,估计湖北各地盐价每包至少在银3钱4分2厘和3钱7分2厘左右,约合制钱50文至60文。道光10年(1830年)时,“汉镇为销盐第一口岸,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追分运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随着盐价的不断上涨,淮盐滞销的情况也日趋严重。如淮盐畅销时,盐商“向系两年三运”,但道光初年盐商“乃一运两年’难,即运盐船只在口岸的滞留期越来越长,一般“需年半乃能回空’ “数年始行一纲之引’。据统计,自道光6年至10年问(1826-1830 )年,两淮“每年所销之盐不及额引十分之四川孕。淮盐销滞使“商人资本占搁。完课甚属拮据,视办运为畏途’,盐课也难以完收。
如道光8年(1828年)淮盐课税到“奏销届限,征银仍不足六分’琳。
道光6年(1826年),淮商亏欠历年课银达五千余万两扭,到道光10年(1830年),亏欠银又增加到六千三百余万两协。银贵钱贱的变化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也直接影响到淮盐的正常销售。


4、报销朝廷,缴纳政治献金。
封建政权给予盐商垄断性的经营权,目的是从盐商取得盐税和其他“报效”。盐商为了保住这个“金饭碗”和子孙承袭此项专业,极力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感恩戴德,通过盐税、“报效”等方式,经常向封建朝廷贡纳巨款。 以盐税来说,康熙帝曾说:“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清代盐税的数额不断有所增加,数淮盐的课额最重。明代两淮的课银年计九十五万两,到道光九年已增加到一百八十万两,增加了将近一倍。盐税正项之外,另有名目繁多的杂项。
咸丰初年,两淮盐税正杂各项年计银六百余万两。
其他地区盐税的增长也大抵如此。
长芦盐区,清初共征收课银十九万两,此后增加到四十九万两,另加杂项十一万两。就全国范围来说,顺治初年的盐税是五十六万两,经过百年之后,乾隆十八年增至七百零一万两。大量的盐税,全部是劳动人民的膏血。“报效”即盐商贡纳财物,向封建皇帝报恩效忠,以期恩宠有加,持久不衰。
在清代,首次是长芦盐商于雍正元年(1723年)向皇帝捐献银十万两,以后即循为成例,而且捐献的名目越来越多。官修史书中大量记载盐商经常主动要求向皇帝捐献银两,少的一次二三十万两,多的一次达数百万两。“报效”的缘由有:万寿圣韦、皇帝出巡、军事支出、皇太后诞辰、生皇子、生嫡长皇孙、贩灾、开河、修葺行宫等项。以军事支出为例,比较早的有安徽祁门人汪文德,三代业盐,顺治二年(1645年)豫亲王多铎南征,文德和他弟弟文健捐三十互亚“稿师”。
前已述及的著名皇商介休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经成功地输送大批军粮。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邹迎曦.马连义.古淮盐20说.[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兴衰.[A].吴树建.东方盐文化论丛.北京:中国
文化出版社.2008.
[3]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册).[G].上海:上海书店.1981.
[4]李斗.扬州画舫录.[G].上海: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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