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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 可怕的“出发点是好的”等深圳8月份要办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其宣传和推广方式有点特别，先是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清理8万治安高危人群离境；后又出台买菜刀实名制的规定；再后又发文件禁止租房户拨打110，禁止农民工讨薪。一波又一波吸引舆论眼球后，哗然中又收回文件并道歉，但却说文字欠推敲，出发点是为了维稳。这样一来，深圳真的在动机和效果上双赢了：既表明了办好大运会的决心和信心，还让更多不关心不知道的人知道了大运将至。
只是对那些被清理、被管制的人来说，实在不是好“运”。
深圳这样做就像现实版的小品：我这里民工荒，快来挣钱。
(民工来了要福利待遇)你没有特区户籍。(民工辗转找工作)没固定工作属高危人群。(民工离开要求发工资)禁止群体讨薪，否则追究刑责。(民工要报警)租房者禁止打110。
类似深圳这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社会管理思维和“只要出发点没错，只要追求的目标没错，其他错都不算错”的逻辑，在我们“公”字号和“国”字号单位，几乎是共有的真理和不变的教条。什么“只要大方向正确，其他都是小事”、“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只要结果正确，不管程序(手段)龌龊”，“只要动机不错，不管结果如何”等等，都是曾经的口号和指导行动的思维方式。
这种拿出发点说事的逻辑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对行政者来说，它太实用了。
进可以攻，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退可以守，为错误行为作辩解。
这种拿出发点说事的逻辑能长期通行，是因为公权力的泛滥。任何一个挂上“公”字、“国”字招牌的单位，都可以国家公共利益的名义，把权力用到极限。肆意挤占私权甚或公然践踏私权，也毫无愧意，觉得理所当然。
公安并非医疗卫生单位，却可以发文认定特定对象是精神疾病。城建局并非司法机关，也可以发文禁止拨打110，禁止讨薪还要追究刑责。
只要是个行政执法单位，都可以随意罚款还没有标准不打收条。当然，有时公安与城管，市容与街办，运管与交管，也会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但对老百姓则是一致严办，毫不手软。
公权力的泛滥背后，是公共资源和利益的肆意挥霍与浪费。大贪陈同海曾优越而傲慢地说：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潜台词就是，公家人吃公家的，喝公家的，用公家的，拿公家的，怎么做都不过分。这也是当今社会大面积腐败的广泛思想基础。
公权力的泛滥必然导致社会公平的颠覆，公平公正公道没有了，公信力的下降和缺失就成了不二的结果。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孙逸仙的“天下为公”依然是洪钟大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公平公正公开依然是写在纲领上的不懈追求。
今年不知是中国戏剧诞生多少周年。
《苏三起解》里解差崇公道的台词依然是老百姓的无奈叹息：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重庆“风水书记”的另用伤了谁?
洪巧俊
重庆市原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王银峰于2010年10月因斥责房产商开发楼盘挡住政府风水走红网络，并要求开发商停建并拆掉该楼盘。(据4月24《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王银峰并不是升任，而是平级另用，连“复出”也算不上。
2006年4月他就担任了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级)，同年12月担任重庆市江津区委副书记、区长；2008年4月任江津区委书记。也就是说，他转了一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从市政府副秘书长到江津区区长是重用，之后担任区委书记就更是重用，如今回到副秘书长的位置，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王银峰的另用，看不出他是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受到组织的任何处分，而这样的情况在重庆并非是第一次。那位被“彭水诗案”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免职之后被“冷藏”一段时间，不也“平级另用”于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吗?甚至，一些受到组织处分的官员，不也照样“咸鱼翻身”，甚至被提拔重用了吗?
据报道，王银峰不但观点雷人，而且品行不端。从他“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知道不”的观点，到“知道重庆为什么打黑不?为什么打黑?你这不是找打么”，“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再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公然说谎，无不说明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官员。
这样行为恶劣的官员如果还能另用，政府的信用在民众中就会大打折扣。之前有评论说，“即使为挽回一点公信，重庆市也不能再让王这种人坐在原来的位子上。他必须下台，否则无以对公众交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银峰没有坐在区委书记这个原来的位子上，却回到了他原来的副秘书长的位子上。
“民无信不立”，更不要说代表公众权威的政府。让有病官员等待时机，从“避风”、“冷藏”到“带病提拔”、“带病重用”，是公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重新另用王银锋，虽然没有违反组织程序，但却与民意背道而驰。这种另用显然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