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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之地 西安古都原因封建王朝的都城市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被称作“京师”。《释名》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春秋－公羊传》里对“京师”有着这样的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师者，众也。
”在我国，有“六大古都”。在这“六大古都”中，西安是西周，秦，西汉，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历时一千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西安为什么会成为那么多王朝的都城呢。
我们看一下其中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它的地理形势看，西安位于八百里关中平原的中部，它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其所在的关中平原，位于我国地理的中心，交通便利。气候温和，终年多雨，土地肥沃。
大禹曾经把天下的土壤分为九等，称雍州的土壤为上上等。关中的东面有函谷关，西面是散关，北面是萧关，南面有武关，这四关都是天险。留侯张良在劝汉高祖定都关中时，把这里称作是天下的咽喉，由此可见，它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特别是函谷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
我们知道，在我们和敌人搏斗的过程中，要迅速致敌人于死地，必须扼住他的喉咙。对于封建王朝而言，这样的咽喉要地，肯定是作为城首选。
另外，他还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
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其中就是对关中地形的分析。汉高祖采纳了他的措施，最终取消了定都洛阳的决定。在中国的六大古都中，从地理形式来看，西安无疑是最佳选择。
周朝兴起于关中西部，最终向东发展，灭掉了商朝。这和关中的地理形式是分不开的啊。 秦朝和以后的汉朝甚至是隋唐都是走着同样的道路。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条规律，西边的割据政权往往会消灭掉东方的割据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例如秦灭六国，北周和隋朝的统一。另外北方的政权往往会消灭南方的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这说明，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对一个朝代的重要性。
而西安在六个古都中，是著名的形盛之地。西汉和唐朝定都于长安，所以两个王朝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在对付少数民族的入侵上，是相当成功的。北宋把都城建在了四战之地的大梁，结果军事力量薄弱，在和周遍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处于绝对的下风。甚至北宋和南宋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消灭。宋太祖在建立宋朝后，就觉得大梁处于交通要道上，无险可守，便欲迁都长安。
可是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他弟弟也就是后来宋太宗的强烈反对，最终做罢。
明朝初立之时，明太祖也有迁都关中的想法。甚至在清末，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也建议清朝西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国民政府对这里也非常的重视，于1932年把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这种想法甚至感染了新中国的创立者。
由此可见，关中这块地方的重要。在六大古都中，南京一向是被认为是割据王朝的都城，而大粱则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一旦少数民族政权进入长城以内，大粱几乎是可以不攻而下。
在公元11世纪初，北宋和辽的战争中和公元12世纪和金的战争中，由于当时辽和金已经拥有了幽云十六州，所以他们便不费吹灰之力便兵临大粱城下。北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都城,北面有燕山,东面是山海关,西边是太行山,也算是一个形盛之地。
可是和西安比起来，还是稍逊一踌．在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时，北平太过于暴露．一旦长城防线被突破，北平便暴露于敌人的威胁之下．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中，蒙古军从大同突破长城防线，虏走了明英宗，并且直捣北京城，京师震动．同样在明朝后期，努尔哈赤率领金军，突破居庸关，兵临北京．同样也是在明末，吴三桂带领清军入关，北京没有几天就沦陷了．同样北京在抵抗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也存在着很大的威胁．一旦北京的门户天津沦陷，北京便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就是先从海上占领天津，进而占领北京的．而西安在抵抗来自于东部的威胁时，则有两重天险，一是虎牢关，二是函谷关或潼关，这和北京相比，优势明显．而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威胁也主要来自于北方，这样它的战略优势也就自然显示出来了．汉唐王朝也就是坐镇关中，打败匈奴和突厥人的入侵的．综上所述，在地形的险要方面，在六大古都中首居一指．但是险要的地形，对于全国其它地方的控制也是不利的，因为险要也就意味着交通的不便．然而西安虽然虽险，但是交通相对于其它地方来说，也是比较便利，它的东面便是我国的粮仓－华北平原．但是毕竟对于其它地方的控制的不便，也是很明显的．因此，西周在建都丰镐的同时，也在洛阳修建了东都，以防止”殷顽民”的反抗．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隋唐两朝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以长安为京师，同时又把洛阳作为陪都，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两都制．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并且为以后的北宋，辽，金等朝代所采用．
另外，从经济上看，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地．其南边是四川盆地，被称为”天府之国”．早在战国末年和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一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其周围的陇右和河套地区的经济在当时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上说：“夫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
特别是战国末期郑国渠的开凿，更是为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发展。《史记》里说，郑国渠的开凿，使得秦国日益富强，“卒并天下”。而更为重要的是到了西汉中期的时候，汉武帝又开凿了灵积渠，白渠等水利设施，使得关中的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另外关中的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除了有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以外，还应该得益它肥沃的土地。当时长安附近的丰镐扈杜（扈就是今天的户县，而丰在今户县和长安交界处，镐和杜在长安），一亩地价值百金。不仅是因为这些地方位于京城附近，更重要的是其土地肥沃，实在是适于发展农业的好地方。
当时关中的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无水旱之忧。再加上当时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关中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司马迁曾经列举出全国几大经济中心，关中位居首位。
当时的首都长安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汇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货物，“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商贾云集，异常繁华。当时长安人口50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西汉末年，经过了绿林和赤眉的战乱，关中的经济遭到了破坏。但是在东汉时期，它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中原和关中战乱频仍，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特别是经历了郭汜和李掘的混战后，“长安城空四十六日，关中无复人迹”。到了隋唐时代，关中再次成为统一中国的都城。虽然关中仍旧称为沃野，但是由于其人口稠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所以当时的统治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开凿了大运河，把南方的粮食运往京城。而且关中还时不时地出现水旱灾。在这个时候，隋唐的皇帝往往会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古人将这样的皇帝称为“逐粮天子”，著名的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就是这一类型的皇帝，其中唐高宗竟然死在了洛阳。唐玄宗竟然七次临幸洛阳。特别是唐朝中期后，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打击，关中的经济更加落后。
所以在唐朝以后，就再也没有朝代把西安作为都城了。
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政治中心也向东转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西安的都城地位的确定和它所在的关中平原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关。
另外，这也和当时中原政权所面临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有关。
汉朝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西北方面的匈奴，唐朝最大的威胁前期是突厥，中后期则是吐蕃，突厥也是在唐朝的西北，而吐蕃则是在西南。把都城放在关中，也是出于加强国防力量的需要。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北方的匈奴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国内当时关东则大部分被诸侯王所占据，如果他把都城放在洛阳，一则不能有效地防范匈奴，二来诸侯作乱，洛阳周围必然为战场，都城有累卵之危。
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主战场就在河南东部一带，距离洛阳很近。在隋朝和唐朝初年,国家的主要威胁是位于西北的突厥.在唐朝中后期则是位于西边的吐蕃.他们当时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很大.把京城放在这里,可以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防范。另外隋唐两朝的统治者起自关陇贵族，奉行的是“关中本位主义”政策。
而且当时在土地和征兵方面又实行的是“均田制”及相结合的“府兵制”，而从西魏以来，全国大部分的军府都在关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重心”。这也就决定了两朝的统治者不可能把都城放在其它地方。
隋朝灭亡的原因也在于隋炀帝背离了“关中本位主义”的路线，并且最终为唐朝所代替。
综上所述，我觉得西安之所以能够作为历代帝王都城的首选，主要得益于它的地理形式．秦朝，西汉和隋唐等朝代之所以武力强大，是和它们的都城的地理形势有着重大的关系．所以我强烈主张迁都以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