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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是什么 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看中国共产党对儒家伦理学说的继承和发扬
九三学社萧山支委刘星期
信念是什么。字典上的解释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
是啊，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就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就应该有为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就会迷失方向，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信仰，将会是一盘散沙。一位哲人曾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它所信仰的，应该是一股风，一股催你奋进、催你跋涉的风。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几千年，其核心的文化价值就是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在时时刻刻召唤着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孔子及其后学所倡导的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深入人心，才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力、自强、自主的民族精神，也正是这些民族精神所构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内圣”，就是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真、善、美理想人格的追求；“外王”，就是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及整个社会，建立一个王道政治的理想社会。“修身”，也是指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
通过主体自觉的道德修养，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今天，虽然碰到了无数风风雨雨，但却是一步步走向辉煌，从当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拥有上千万党员得大党；从开始的“乱党”、反对党最终成为今天的执政党，确实是有许许多多很值得人思考、研究、学习、颂扬的精神、策略和理念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今天，作为九三社员，我认为我们学习研究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以及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政策、理念，对进一步提高九三社员自身修养、加强学社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一阵子，我研读了我的同姓先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就发现，七十多年前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十分困难的特殊时期，对党员的教育就是从继承儒家优秀文化传统着手的，刘少奇根据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智慧地吸取儒家伦理学说的精华，来论述其共产主义的道德观，进而要求共产党员增强道德修养。我想正是这样的《修养》引领下，才使得共产党员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能够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无怨无愧；也正是这样的《修养》引领下，才使得共产党员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能够抵香风排毒草改天换地无私无悔；也正是这样的《修养》引领下，才使得共产党员在建设共和国的各个平凡岗位上披星月挥汗雨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所以，我认为七十年前刘少奇源于儒家伦理学说而高于儒家伦理学说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对儒家伦理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在共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学习《修养》，进一步加深对党建理论的理解，进一步加强对自身修养的教育，意义极为重大。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刘少奇撰写《论共产党员修养》，首先是强调了共产党员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一个政党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每个党员的修养如何。他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以及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等方面，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迫切性。
他说，世上没有天生的圣人。我们应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能够改造的。
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他认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并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须的，决不可少的。
少奇进而引用孔子的话指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述说他自己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孔子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是天生的‘圣人’。
”少奇又引用孟子的话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也说的一个伟大人物．所必须经过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其次是突出了共产党员应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要通过认真的革命实践，修养成具有像马列主义创始人那样的思想和品德。他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神秘化的观点，指出要使共产党员大多数都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渊博知识、高深理论，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共产党员只要真正有决心，努力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始终不渝地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又能自觉地坚持修养和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具有他们那样的思想品质，是完全可能的。他引用孟子的话论证说：“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这个意思。
”少奇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
儒家有其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孔子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成圣”，或者成为“仁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在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孔子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强调要积极入世，主张立功、立德，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孔子一生非常向往尧舜文武周公，决心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常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决心以发扬文化传统为己任。
孔子还肯定人要有独立意志，提倡保持崇高的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提倡大丈夫的崇高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独立意志表现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必要时应当为正义而献身，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孟子说得更具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里着重论述了生命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认为人格比生命还重要，这是很精湛的思想。这些道德原则延续几千年，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
刘少奇在论述共产党员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根本利益的同时，根据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列出了许多规范准则，其中也批判地吸取了儒家伦理学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他认为，共产党员如果在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而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那么，他就可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能爱人，能恶人”，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待人以“忠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能够在党内，在人民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能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面前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因为他没有私心，没有做过“亏心事”，故他能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人言”，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能够公开，并勇于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能“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宣传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在党内没有隐藏的私事，即使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可能做各种坏事时，他也能“慎独”，决不做任何坏事；他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
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善于自处，没有必要卑躬屈节地去要求人家帮助。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对共产党员来说，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的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
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
刘少奇还认为，思想意识修养，就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头脑中的斗争；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同其他各种非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在思想中的斗争；党员个人利益同党的根本利益之间两种观念的斗争。共产党员要在学习、反省、自我检讨中，肃清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包括那些“最微弱的”、“萌芽的念头”。共产党员要有“涵养”，做“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对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要能够“以德报怨”；要严于对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薄责于人”；共产党员对自己，不仅要在政治立场的“大节”上严格约束自己，最好连许多“小节”(诸如个人生活与态度等方面)也要注意到。
共产党员还要经得住委屈和误会，不要被卷入无原则的斗争中。他说：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思想意识不纯洁，就是在头脑中“还残留着其他阶级的思想意识，私心物欲未净”。他揭露一些共产党员带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对待遇、享受、个人生活等，“孜孜以求之”，满脑里浸透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信条。
这里，刘少奇把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同儒家的某些道德精神和概念结合起来，批判各种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表现，显得更加准确、生动、深刻。
道德修养的方法，是道德修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代儒家都强调修养方法的重要性。孔子把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归纳为学、思、行，即“博学”、“慎思”、“笃行”。孔子认为，读书学习是掌握道德理论的基本途径，也是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孔子告诫学生仲由说：爱好仁德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容易愚笨；爱好机智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三心二意；爱好信用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是非不分；爱好率直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容易鲁莽蛮干；爱好刚强而不努力学习，其弊端是狂妄自大。
可见，广泛的学习对道德品质的修养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慎思”，它包括“内省”和“自讼”两个方面。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曾子则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自讼”比“内省”更难做到，因为它是对自己已经产生的过错进行自我批评、自我责备。所以孔子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讼者也。
”所谓“笃行”，就是“躬行实践”，把道德理论，付诸于道德实践。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行”，是具体的道德实践。孔子说：“力行近乎仁。”
刘少奇对儒家学派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修养方法提出了批评。但是，他在论述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时，也批判地吸收了儒家的一些修养原则和方法。
首先，刘少奇强调了社会实践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少奇指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既不是为了将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也不是为了“独善其身”，更不是为了“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
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一切脱离人民利益和革命实践的所谓“修养”，都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
他指出，只有亲自参加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够逐渐深刻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不仅如此，人们修养的结果是否正确和水平的高低，也只有到革命实践中去进行检验，才能得到证实。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们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其次，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要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又认为，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自己，是完全必须的，决不可少的。
在这方面，少奇对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作了批判吸收。他说：“在中国古时，有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上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及‘反躬自问’、‘座右铭’、‘书诸绅’等种种方法。”还说：“中国儒家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各种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中国《大学》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的这一套。”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必须下深刻的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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