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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吠怎么读经典议论文阅读
文化在乡村走失……
相对于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乡村是寂寞与单调的。文化在城市里根深叶茂，精彩纷呈，丰富多样。代表休闲娱乐一脉的茶楼、迪吧、酒吧等充盈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制造了城市灯红酒绿的不夜城景观，繁华与喧嚣与之俱来；电影城、戏剧院、书店、健身房等高雅的文化消费场所，给城市带来尊贵与典雅。丰富的文化大餐，让都市各色人等各得其所，自得其乐。
然而，那些散落于山野的村落，由于人居分散，文化显得相当低落。
这不是文化的过错，是文化在乡村的走失。
由于乡村的自身局限，文化在这里本就很弱势。广大的农民朋友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低，经济条件差，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白天只能听听大自然中的天籁之音，夜晚睁着惺忪的睡眼望着电视里陌生的消闲娱乐节目，既不感兴趣也弄不明白。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成为打工一族，乡村留守着老弱妇幼。这些孤独的守望者，文化知识严重不足，他们无力担当乡村和谐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承者的重任，广阔农村有成为新的文化荒野之忧。
乡村文化本可以更加红火。农村人口大量集聚乡野，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要，发掘了很多的传统戏剧，譬如皮影戏、梆子戏、川剧等，农民们还自编自演乡村话剧。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城市电影队、戏剧团送电影和戏剧下乡。每每这些文化大餐登场，人们就像过年过节一样兴奋。文化能凝聚人心，振奋精神，让人们过得快乐，让社会获得安宁。许多农村老人虽然识字不多，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能一折一折地哼唱出来。戏剧团一走，乡村就成了他们的舞台，他们就成为乡村的明星。我老家的玉老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只字不识，却能完整地唱出京剧《杨家将》，川剧《四下河南》、《斩巴蛇》等剧。他能对城里来的戏剧演员指点个一二，说得头头是道，还能现场演唱，人家佩服得不得了。
他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远近闻名，城里的民俗专家多次找他对剧目，录制他的唱腔。流年尽逝，风光不再，他的观众们早已上了远去车列，乡村留守着不多的老弱妇幼，没有人再去听他的演唱了，说到当年盛事，玉老汉黯然神伤，心向往之。
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听众，也需参与者。一个没有文化消费的乡村是没有生气的。现在的乡村，人员大量外出，家家院落荒芜，整个村落，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偶或有三二声犬吠，听不到大人的吆喝，听不到小孩的欢笑，像一个沉寂的世界。
在一个如此冷清的世界，如何建设乡村的和谐文化呢。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不是说得太严重了，现在农村不是实行了村村通吗。农民家中不是有电视看了吗。
他们不应当缺文化消费了。是的，大部分乡村都有电视可看了，可是那些以娱乐都市人为主体的娱乐快餐，能解乡亲们的文化之渴吗。他们如何能跟上都市里娱乐一族的节奏。而且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无法投入其中，一种无法自我参与的文化消费，你能让他们快乐起来吗。何况，如此单调的文化消费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吗。
如今的现实是文化人才流失，传承无着。
而城里的戏剧团、电影队也不下乡了，城里开展的“三下乡”活动，毕竟有限，乡村已成文化的被忽略或冷落的地带，这是乡村文化之忧。
当下，强调和谐社会建设，那么，乡村文化应该是其中应有之义。
乡村不应是一块被忽视的地方，它急需文化的滋润，而文化的滋润不能单靠农民自身。无疑，没有农村和谐文化的建设，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
农村需要休闲的文化消费，同样农村也需要高雅的文化来提升品位。这就要求城市的文化消费向农村无私地延伸。
如何让乡村的文化建设跟上城市步伐，这是各级政府和城市文化人都要思考和付诸行动的所在。 （选自《光明日报》）
再谈肖邦
杨燕迪
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独创的艺术家，身后越难有继承者而形成“流派”，这似已成艺术的定律。这些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正因其别具一格而对后来者有无穷的吸引力。肖邦对后人的影响，显然很大也很多。
可能最接近肖邦原貌的模仿，是早年的俄罗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以及早期的法国人福列。但同样明显的是，这其中没有一人曾企及肖邦音乐的那种纯净度和精粹度。
②艺术家的影响与形成艺术“流派”似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艺术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多面而多样的，而且因后人对某艺术家的认识之不同会有很多的改变。
而艺术流派的形成，则有某些“硬性”的指标。从肖邦的例证中可以见出，在艺术创造中最具恒久价值的，往往是最个人化的创意，而不是集体性的“流派”共同点。就此而论，肖邦之后没有形成流派虽然让人惋惜或叹息，而其中确有某种命定的必然。
③越是伟大的艺术家，其矛盾性就越深刻和复杂。不过，对于后人的理解而言，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看出这种矛盾性，而在于看出这种矛盾性在每个不同艺术家身上的特殊性质。李斯特的矛盾性显然不同于肖邦，他在尖锐和敏感方面不如肖邦，却比肖邦更为混杂和多面——例如他的血脉中杂耍艺人的游戏和宗教超验的追求之间，就形成难以调解的冲突。最终他的风格没能像肖邦那样形成自成一体的内在完整性，作品数量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舒曼和门德尔松的矛盾性当然完全不同，前者是太不平衡，后者是太过平衡，因而都影响了各自音乐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反观肖邦，他的音乐独特处在于，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被隐藏起来，好像故意引诱听众只是痴迷于其音乐外表的优雅、流畅和自如。而其实，他的音乐内部饱含着复杂的句法行进，神出鬼没的对位线条，放肆大胆的和声实验和眼界开阔的大范围形式控制。
④进一步看，肖邦的出新，还在于其尽善尽美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在艺术中求新并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在创新的同时还达到完美。
创新与完美，这本身就是一对非常矛盾的价值。创新，意味着探险和开掘，因而粗糙、生硬和不足都在情理之中。而完美，在音乐艺术中意味着周全、妥帖和无可挑剔，经得起反复的聆听、演奏、解读和分析仍让人不觉厌倦。肖邦不仅同时满足了创新和完美的矛盾价值诉求，而且他解决这个矛盾的频率非常高——在他认可的出版作品中，大多都是极富创意而又完美无缺的第一流杰作。
⑤考虑到肖邦39岁就因病辞世，其创作盛期也就区区约二十年时间——什么是“天才”。肖邦是这一概念在艺术中的最佳注脚之一。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朱光潜
悲剧中有人生，人生中不必有悲剧。我们的世界中有的是凶灾险恶。
但是说这种凶灾险恶是悲剧，只是在用比譬。悲剧所描写的固然也不外乎凶灾险恶，但是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馏过的。
像一切艺术一样，戏剧要有几分近情理，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它要有几分近情理，否则它和人生没有接触点，读来兴味索然；它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否则你会把舞台真正看做世界，看《奥塞罗》会想到自己的妻子，或者老实递消息给司马懿，说诸葛亮是在演空城计。
悲剧和人生之间自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你走进舞台，你便须暂时丢开世界。
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希腊悲剧流传于人间的几十部之中只有《波斯人》一部是写当时史实，其余都是写人和神还没有分家时的老故事老传说：莎士比亚并不醉心于古典，在这一点上他却近乎守旧。
他的悲剧事迹也大半是代远年淹的。17世纪法国悲剧也是如此。拉辛在《巴雅泽》序文里说：“说老实话，如果剧情在哪一国发生，剧本就在哪一国表演，我不劝作家拿这样近代的事迹做悲剧。”他自己用近代的“巴雅泽”事迹，因为它发生在土耳其，“国度的辽远可以稍稍补救时间的邻近”，这是以空间的远救时间的近。
悲剧和平凡是不相容的，而实际上不平凡就失人生世相的真面目。
所谓“主角”同时都有几分“英雄气”。
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都不是你我凡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你我凡人没有他们的伟大魄力，也没有他们那股傻劲儿。许多悲剧情境移到我们日常世界中来，都会被妥协酿成一个平凡收场，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你我是俄狄浦斯，要逃弑父娶母的预言，索性不杀人，独身到老，便什么祸事也没有。悲剧的产生就由于不平常人睁着大眼睛向我们平常人所避免的灾祸里闯。悲剧的世界和我们是隔着一层的。
这种另一世界的感觉往往因神秘色彩而更加浓厚。
悲剧压根儿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语，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便失其为悲剧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人类的普遍希望，而事实往往不如人所期望，不能尤人，于是怨天，说一切都是命运。悲剧是不虔敬的，它隐约指示冥冥之中有一个捣乱鬼，但是这个捣乱鬼的面目究竟如何，它却不让我们知道，本来它也无法让我们知道：
艺术往往在不自然中寓自然。
一部《红楼梦》所写的完全是儿女情，作者却要把它摆在“金玉缘”这个神秘的轮廓里。一部《水浒传》所写的完全是侠盗生活，作者却要把它的根源埋到“伏魔之洞”。
戏剧在人情物理上笼上一层神秘障，也是惯技：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写叔嫂的爱，本是一部人间性极重的悲剧，作者却把场合的空气渲染得阴森冷寂如地窖，把剧中人的举止言笑描写得如僵尸活鬼，使观者察觉不到它的人间性。
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苦闷的呼号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从形相得解脱”。 (选自《我与文学及其他》，有改动)
孤独与幸福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社交生活的坏处深藏不露：消遣、闲聊和其他与人交往的乐趣掩藏着巨大的、通常是难以弥补的祸害。
青年人首先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
世间怕有无数称己为幸福的人，却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幸福”的人往往开朗、健谈、善于社交；孤独，似乎注定只是一个与阴暗、不幸甚至畸形的人生态度所相伴的名词。
事实上真正的孤独是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的觉醒，是布鲁诺被烧死前大声疾呼“未来的人们会了解我……”的信念，是无法选择“出世”苏轼的清高。
孤独即意味着超越常人的旷达与淡泊，它是幸福的前提。
（分论点一“是什么”）孤独就是走出无止境的无聊社交、闲扯、平庸的一种生活态度，它卸除了表面的浮华，追求内心的旷达与淡泊。（阐释分论点）当庄子头也不回地边钓鱼边婉言拒绝出任楚相时，我们体会到的是孤独。
世事纷乱，天下名士皆各投其主，各尽其才，惟独庄子安然身外（例证）。
这种孤独，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豁达与淡然。但庄子又是幸福的，他的一次平静的拒绝，带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孤独，换来的却是一座矗立在无数文人志士心目中的高标。（例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