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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夜车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贾岛的“苦吟”表了天才刻苦的一个方面──天才数学家拉玛努真何以只活了33岁──鲁迅如果不嗜烟，他的寿命一定更长──‘开夜车”是一种极不合算的做法──“中年早逝”的背后是没有真正重视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知识分子的身体素质应该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项最可宝贵的资源
任何一个人要想取得成绩，必然要付出代价，而天才的脱颖而出，常常是付出了常人数倍的精力，这种付出而又常常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来换取的。分析这些早逝的天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从事极端个人化的领域，如音乐、诗歌、绘画等，由于这些极端个人化的专业，常常让他们不知疲倦地精心创作，与此同时，他们凭籍的身体这部机器却在一点点地消蚀，直到最后完全断裂。
唐代诗人贾岛寿为56岁，在一千年前当不为早逝，但他的“苦吟”颇能代表这些天才的一个侧面。
无论是外出、居家、睡觉还是吃饭，贾岛都苦吟不辍。一次他骑着瘦驴打着破伞走在大街上，看到秋风正厉，黄叶可扫，于是吟出“落叶满长安”，便用力思索对句，当想到“秋风吹渭水”时竟旁若无人喜不自胜，冒犯了京兆尹刘栖楚，便被关了一夜。另一次因“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是用“推”字还是用“敲”字而撞到韩愈的马队，幸运的是这次不仅没有被关起来，还同这位大文宗结为布衣之交，韩愈授之以作文之法。贾岛虽还俗并考取了进士，但他一生以诗文为友，过着贫困相加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曾题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每到除夕之夜，他一定要把一年来所作之诗放在几案上焚香再拜，曰：“此吾终年苦心也。”其死时家无分文，只有病驴一头，古琴一张。
这种“苦吟式”的生活，在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心与劳力的分离，更有加剧的趋势。在古时候心与力常常合一，一般家庭还不能闭门经年读书，还需要参加劳动，即使家庭富有，在那个冷兵器时代，骑马射箭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所以元代辛文房才说，陈琳、阮等人，太平时就互相唱和，争战时则披挂上阵，战马驰骋，以盾牌为砚，勒铭于山头，他们才写出那些气势不凡的作品，因此我们看到项羽、刘邦、岳飞等一代战将都有诗词留诸后世，而曹操、颜真卿、辛弃疾等一代文人却也有指挥若定的沙场点兵令后人可圈可点。
但是近几百年来，社会生产的发展让人们有可能脱离直接的体力劳动，这就给那些视研究为生命的天才带来身体早衰的可能，因为直接的体力劳动对营养的要求非常明显，在食物充足的条件下，营养不良很少发生。但是在脑力劳动中，研究者往往忽视自身的营养摄取，久而久之身体就会毁于由体弱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之中。
印度天才数学家拉玛努真之所以33岁就离开了他心爱的数学，一方面固然是儿时贫困，身体基础没有打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绝对奉行素食主义的婆罗门教徒所致。
他在获得大数学家哈代的帮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期间，总是自己弄饭吃，并常常因为做饭麻烦和沉迷于研究忘记吃饭，致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弱，患上当时无法医治的肺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坚决拒绝就医，而仍然抓住笔记本争分夺秒地进行数学研究……
身体虚弱本来就是营养不良和机体失调造成的，这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还常常得不到当事人的高度重视。这时如果再加上诸多不良的嗜好如嗜酒、嗜烟、嗜欲等，更加重了身体的负担，从而过早地导致生命结束。
例如，鲁迅死于肺病。现在我们知道吸烟同肺病的关系，而鲁迅的吸烟是有名的。
许广平曾有专门的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香烟》，文章的开头便是：“凡是和鲁迅先生见面比较多的人，大约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手里面总有一枝烟拿着，每每和客人谈笑，必定烟雾弥漫。如果自己不是吸烟的，离开之后，被烟熏着过的衣衫，也还留有一些气味，这就是见过鲁迅先生之后的一个确实证据。
”
鲁迅嗜烟之深，即使是现在瘾君子里的“大烟枪”也难以相比。早年在北京，抽起烟来一枝接一枝，根本不用点火。
一天过后，只要看看地上的烟灰、烟屁股的多少，就可以看出他上一天在家时间的多少。就是到了晚年，每天还要抽50支左右，越忙越是手不离烟，而且每次都是吸到手拿不住时才丢掉，这样的结果自然大大损害了鲁迅的健康。如果鲁迅没有此种嗜好，我们相信他的寿命一定会长得多，起码不会在55岁就离开这片还需要他战斗的土地。
相反，如果我们来看另一些享寿的天才，则都是与自然生活取得了较好的协调。
玻尔年轻的时候就对科学痴迷，经常晚上一两点钟还不肯结束试验，一味埋头研究而不懂得休息和锻炼。他的父亲认为这决不是可喜的，认为作为一个要想毕生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必须懂得休息、娱乐和锻炼。
因此，父亲找他深谈了几次，一定要他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且告诉他：如果继续这样做将失去健康，而失去健康则意味着失去工作的权力。
再如康德。
他幼年时身体非常虚弱，右肩高，个子也矮，看起来象个发育不良的人，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身体不好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为了锻炼身体，他在哥尼斯堡大学教学期间，每晚10点上床，清晨5点起床，每日讲课，与师生谈话，吃饭散步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连续30年准确无误，海涅曾戏谑地说：“我已经不相信城里大教堂的自鸣钟能胜过它的市民康德了”。
人的身体犹如一台机器，是否善于保养对它的性能和寿命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常常因为急事需要借同事的自行车，一骑上去就知道车主是否会保养，那些不会保养的不是龙头歪了，就是闸不灵，不是铃不响，就是胎没气，总之一骑上去就知道了，同样的车子，善不善于保养，对车子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人何尝不是。
因此，天才因为身体原因而早逝并不是必然的，这些人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儿童时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久而久之便力不从心殒失而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大因素在于生活有规律。
那些长寿者几乎全部都是有规律者，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九十多岁的人是一个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可是我们显然对此注意不够，有时甚至有意鼓励它的反面即没有规律，其典型便是对“开夜车”的赞美。
在现在的年青人中，几乎找不到几个不开夜车的人；在现在的文艺、科技人才中，也几乎找不到几个不开夜车的人。开夜车成了一种平常，甚至成了一种刻苦和成功的象征。
政治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作家中有路遥的“早上从中午开始”；古人中有孙敬悬梁，有苏秦刺股，有车胤囊萤，有孙康映雪，现代生活中有开始于十点以后的夜生活，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似乎正在消弭白天和黑夜的界限。
但是人的生活规律却不是一项发明就能改变的，我们的身体结构是在数百万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中形成的。
例如人的体温在下午2～4时这段时间最高，在后半夜2～4时最低，这个差异，不论怎么习惯于夜间工作的人都没有两样。再如社会正常生活仍是日生活而不是夜生活，学校上课，单位上班的时间仍是日课日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便不得不经常急刹车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这种无规律的急刹车对身体的损害更是巨大。
对于这种危害，我自己有着切身的体会。
也许是受悬梁刺股刻苦勤奋的影响，也许是读中学时远离家人独处一室的便利，养成了晚上开夜车的习惯，并且一日重于一日。中学有早读课，学校有专门的值日老师抓迟到者，可却很难抓到我，原因不在其他，而是我常常迟到整整一堂课以上。读大学时，宿舍有6名同学，可他们戏称只有5名，因为早上一醒来，一个成绩最好的早已到教室读书去了，而晚上他们睡着后还不见我回来，因此“常住人口”总是5名。
参加工作后，尤其是在写作《新大学人》时，更是日夜颠倒，深夜三四点才是大脑的兴奋期，早上吃完早饭后才去睡觉，下午三四点中才开始醒来，有时甚至下午妻子下班后才醒来。对于我来说，早晨甚至不是从中午开始，而是从下午乃至傍晚开始。
依仗着自己年轻体健，信奉“只要是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工作多长时间都不影响健康”，一味“勤奋”，结果心脏开始不予合作，还只有二十几岁，居然就时时感到心脏的存在，以致于熟悉的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最近心脏怎么样。
”而我的体会是，一旦身体材料超过弹性变化范围，成了塑性变化，再想恢复就很难了，最好的做法就是防患于未然，将“夜车”改为“早车”才是。
“中年早逝”曾经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沉重话题，上卷我曾谈到人们还不曾关注到的早期营养问题。其实比这个早期营养还要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和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身体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是属于国家的，因此漠视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甚至把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加以批判。而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被动落后，让整个民族都处于一种“战时状态”，不断地上演为了金蛋而杀下金蛋的母鸡这类事情。为了一时的大跃进，砍光了青山，结果连柴也没有烧的了。
因此，提倡科研中的一种和平心态极为重要，它应该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中来：知识分子的身体素质应该是国家最可宝贵的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