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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末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源流新考《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源流新考
米辰峰
和别的名牌商品一样，《九成宫醴泉铭》(以下简称《醴泉铭》)拓片自从唐末以来，就有许多“假冒伪劣”者混迹于原石精拓之中流布国内外。直到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宋拓“李祺本”和“端方本”的影印本早已广泛普及的背景下，中国乃至日本仍然有不少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兜售翻刻本、伪刻本及其影印件。这种鱼龙混杂的现实，使我的考证工作成为社会需要。
本文的考证不仅包括《醴泉铭》各种拓片之间的先后、真伪辨析，还有相关知识的阐述。-
一、“九成宫”及其“醴泉铭”考-
1994年9月，在人大清史所研究生董建中的协助下，我们对“九成宫”遗址及其“醴泉铭”文物进行了实地考察、测量和文献的重新考证。
隋初，长安酷暑。文帝杨坚诏令天下绘献山川图，以择胜地建造离宫。九成宫所在的陕西省麟游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地带，位于长安西北160公里．县城东障童山，西临凤凰山，南有石臼山，北依碧城山。
杜水河流经处，又有天台山突兀川中，故有“万迭青山但一川”之称。据1993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麟游县志》说，此地“三伏天平均气温仅有21.8度。
微风徐拂，沁人心脾。”加上群山环绕松柏参天，实为避暑胜地。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文帝杨坚下诏在麟游营造离宫，命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宇文恺、封德彝为土木监(工程师)，调几万人马，建大宝殿、梳妆楼等宫阁楼台约六座，筑城垣一千八百步。历时两年三月竣工，取“尧舜行德，而民长寿”，初名“仁寿宫”。
据载，杨素监工严酷。民夫铲山填谷时死于非命者以万计。尸骨常常推入土坑，夷为平地，再筑楼阁。开皇十五年三月至七月，文帝初巡仁寿宫。
至天暑，成群役夫相继死于道旁，被杨素就地焚毁。文帝对杨素的冷酷暴行初有不悦，及见宫阁楼台装修奢侈过甚，大怒道：素“为吾结怨天下。
”杨素闻讯后不免恐惧。
深知宫闱的封德彝则安慰说：“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
”次日谒见独孤皇后，后曰：“公知吾夫妇老无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1]文帝不仅改变了看法，还重赏了杨素。可见，历代统治阶级的“仁寿”都是建筑在他人尸骨上的。开皇十九年除夕夜，文帝第四次巡幸九成宫，登高远眺，忽见磷火弥漫，隐有哭声，急令左右查看。回报说：“鬼火。” 惊悸之余，文帝叹道：“这些大概都是建宫时役死的冤魂，年暮思归。”于是设坛祭祀。
隋亡唐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李世民下诏改仁寿宫为九成宫。完善了管理机构，增建、改修了旧宫。
九成宫体泉铭石碑原立在县城西端北马坊河口，天台山山麓，离旧城约二里多。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四月立石。
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据说，碑石采用的是西安北五、六十公里处的富平石。
碑高2.25米、宽约0.90米、厚约0.25米。碑的宽度和厚度(特别是厚度)随着碑高而递减，使整个碑体略显宝剑形。石碑直立在一块青绿色的龟趺(即赑屃[2])上．碑首呈半圆形，有浮雕蟠龙，形象生动。篆额书“九成宫醴泉铭”六个大字，每字约10厘米见方，有考据家推测也出于欧阳询手笔。碑文格线约3.5厘米见方(即古之所谓“寸楷”)，每行50字，共24行，实为1108字(91个空格)。
铭文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无意中发现涌泉的原因、经过及其意义。当时的九成宫，虽然宫外屏山下聚杜水以成湖泊（时称西海）。但宫内水源贫乏。饮用水不得不从北马坊河谷，“以轮汲水上山，列水磨以供宫内。”三十多年以来多少人试图在宫内找到水源，苦心搜寻而不能得。李世民初巡九成宫，信步游览时，用一根木棍随意一拨，就“有泉随而涌出”。囿于当时的“祥瑞”文化传统，这“神物之来”，除了“实扶明圣”，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吗。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以犯颜直谏而著称的魏征在此不借题发挥，稍事歌功颂德。
值得我们后人特别注视的应是，魏征籍此泉铭所阐述的历史观、人生观。铭文有力地鞭笞了前隋统治者的腐化，指出“以人纵欲”“穷泰极侈”建九成宫是促使前隋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表彰唐初重修九成宫时，君臣都能惜民力，重节俭，尚勤勉的可贵精神。
指出只有铲除旧宫奢侈豪华的痕迹，“还淳返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大唐才有可能“永保贞吉”。笔者以为，醴泉铭千百年来盛传不衰，除了书法价值高以外，其劝诫之词好也应是原因之一。
据上述《麟游县志》第二十一编说，九成宫的最后一次修葺止于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此后日渐败落。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暴雨冲毁了正殿，九成宫历时241年的皇家离宫历史就此结束了。
此后宋元明清国势东移，再没有人打算在此一带复兴离宫。虽然欧阳询的书法誉满天下，声望日隆，而醴泉铭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历代都有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椎拓名碑。
但自从离宫水毁之后，原初记载保存极少，后来的记载更少，石碑的存在、保护状况不明，拓片的断代识别就越来越困难了。
既然碑石的完好状态直接影响拓片的存字多少，字口肥瘦，清晰度等椎拓效果，那么，尽可能细致地考究一下文献所记的碑石保存情况就不无意义了。
和其它石碑一样，醴泉铭建立之时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该是露天立着的。笔者至今发现的保存醴泉铭的明确记载只有两次。
一次见于成书于乾嘉时代的《金石萃编》。该书第四十三卷引述《来斋金石刻考略》说：“宫久蒿莱，而碑独存。
覆以小亭，缭以周垣。
山且多云，摹拓者必数人持械以上。
今碑既为海内所宝重，已模糊矣。复为恶令凿损三十余字，亦何心哉。
”
第二次记载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崇文重教”的知县瞿云魁将倒卧荒野的碑石扶起重立，重建小屋一间，聊蔽风雨。并另立一石于醴泉铭旁边，以志其事。碑文前半部是颂扬醴泉铭艺术价值的，与考古关系不大。
其后半部分说：“……一时采访者不□乎遐迩。
惟是寒山幽径，雨蚀风摇已日久，残碣飘零，卧老荒烟岁月。予于是聊兴小构，薄椽偏隅，庶彩笔流传，俾有卫护，以待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云尔。”
根据上述两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测：
1. 宫没蒿莱之后，醴泉铭碑石曾多次倒立，保护性建筑也几兴几废。
2. “残碣飘零”，似乎是说至嘉庆时碑身已断裂多处，重立时尚须捡拾、拼接。（这一推想能从那时以后的拓片得到验证。清未民初的整拓片，贯通碑身的裂纹有五条，龟裂花纹不计其数。
）
3. “一时采访者不□乎遐迩”，说明时人崇尚醴泉铭的风气有增无减，并预言此碑必有“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实属难能可贵。
也许，宋、明时碑石也有过保护性建筑。
这可以从石碑左右两侧游览者留下的简略题名可以推测。在北宋，从“元丰（三年）庚申（公元1081年）”初夏王璞弟琢同观”到”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二月，曾逢原游，曾先后有四回九人次地方官游览。
在明代，从“正德（五年）辛末年（公元1511年）安师皋安师夔同游”到”嘉靖（二十年）壬寅（公元1544年）关西道佥事康天爵游观”有两回三人次地方官游览。
从当地地震、洪灾频繁的历史情况推测，醴泉铭大概每隔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就可能倒卧一次。而它的重立和保护性建筑则不可能有严格的时间规律，大概只与历代的政治气候文艺趣向有关。不可能从唐末宫毁到乾嘉时代石碑一直是倒卧的，或只是重立、拼接过一次、两次。
宋明时代那么多地方官游览之后都想题名，可见他们对碑铭的关心和重视。
把他们高贵的头颅、钻进蒿莱之中，鉴赏、题名之后，任其卧没荒草而不扶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光绪九年（1883年）彭洵刊刻其篡修的《麟游县新志十卷·首一卷》中第八卷记载：今泉涸碑存，万年宫铭亦移附焉……与零星瓦砾相枕藉。”
1959年，陕西省文管会拨专款，重立了醴泉铭，重修了小屋保护。1986年又改建、扩建为现在的亭，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从嘉庆初年到新中国，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就亭毁碑倒。
可见我们对宋明时代的推测不无可能。
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现在的碑墓已经腐蚀，碑文底部两行文字大部分损泐。原刻格线早已荡然无存。字迹笔划纤细。前人较普遍的看法是，明以前主要是自然侵蚀。
明末清初后可能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其一是字画商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拓片有“绝后”的价值，每榻完一批后就故意凿损一个字。当整碑的缺字残字过多时，后来有人给予剜刻挖补。这些人中除了那些想通过补字使拓片增值的商人外，自然也许会有修桥铺路行善积德的君子。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补刻者的学识和技艺大都远低于唐人，使补刻的效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
据估计，现存的字迹中，至少40%是后人不同程度剜刻挖补过的。通观全碑（及其晚近的拓片），良莠混杂真伪难辩。
有的字体扭曲变形，有的行间漶满错落，使晚近的拓片几乎完全失去了欧字原始的风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它是醴泉铭原石拓片。那么，我认为有必要郑重指出，这已经是一种强加于古人的说法。它可以叫做后人的一件百纳衣，或是一首由后人和风雨共同谱写的混声合唱曲，欧阳询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隐约其后的一个影子，或一面招魂的旗帜而已。我们现代崇尚欧体字的人们，如果不分辩拓片的早晚和优劣，盲目追随这一类所谓“原石拓片”去临摹、研究，即使不是认贼作父，至少是张冠李戴了。
二、傅世拓本简介-
至今流传在世的醴泉铭拓片究竟有多少。
难以确计。单说有影印本的宋以前善拓本就有12种之多[3]。
1、明驸马李祺旧藏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年精印线装本、1981年普及本。
2日本，二玄社《原色法贴选》No.20。
3日本，清雅堂版B本。
2、清端方旧藏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4中国，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1920年）影印本。
5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业刊》No.19.（略小）
6日本，二玄社《中国法书选》No.31.（原大）
7日本，清雅堂版A本
3、清李鸿裔旧藏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8日本，二玄社《原色法贴选》No.40
4、莫云卿旧藏本，后有梁献题
9中国，艺苑真赏社影印本（解放前）
5、岳雪楼旧藏本，后有汪世宏等跋。
10中国，中华书局影印本（解放前）
6、没有影印本的宋以前善拓本有
11清内府大库旧藏本（简称“库装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2胜芳王氏旧藏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外还有解放前艺苑真赏社一种翻刻本（无锡秦刻本）和另一种有梁同书跋文的伪刻本的影印本。有正书局影印的《翁藏宋拓九成宫》，翻刻本，翁跋伪。近年有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的这种影印本大量发行。
三、李祺旧藏本-
近现代的碑贴鉴赏家普遍认为，明驸马都尉李祺旧藏本是现在已知的傅世最早，捶拓最精，损字最少的拓本。
笔墨丰腴，锋颖如新，其神采宛如率更墨迹。该本是1952年张明善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偶然买到的，先交文化部，后藏故宫博物院。李祺在明史第二十一卷（中华书局点校版第3662页）有传。据已故庆云堂碑贴鉴赏家张彦生先生考证，李祺曾收藏有《化度寺塔铭》，附有赵孟睢⒅芫霸兜仁野稀⑽谭礁侔贤蜓浴；共赜戌杉湮詹丶[4]。
李祺在醴泉铭上留下的印文有；驸马都尉陕西陇西李祺印（朱文）“李氏子祺”（白文）等。
其后，该拓本归清初大收藏家高士奇所有。高士奇不但收藏宏富，而且精于鉴赏。他在醴泉铭上留下的印文较多，主要有：“清吟堂秘芨印”（朱文），“高士奇印”（白文）、“冷澹生活”（白文）“冷澹人”（朱文）等，特别是“江村秘芨”朱文小印几乎盖满了每一处残缺字的空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