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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纭 是非纷纭功与过【摘要】“愚昧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如果慈禧真的愚昧而守旧，她能让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俯首帖耳。能操控清朝最高权利垂50年。能在农民起义、汉人实力派、列强、维新派、革命派的冲击和耽视之下，力保清末皇权在她身殁之前不坠。一个生长在传统中国的女性，在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时，挣扎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游走于内外交困的缝隙中，她所能做的只能是摸索中前行，你可以说她保守，但你不能苛责她守旧，毕竟是她，改变了大清国的命运。
【关键词】误解 政治强人 晚清女主 内忧外患
在慈禧太后统治的这四十几年中，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外国的坚船利炮不断叩响着中国的大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纷至沓来，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粉墨登场，不断冲击着清王朝古老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掌舵人的慈禧太后在守旧与革新的迷惘中徘徊前进，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百余年来，人们早就把慈禧全盘否定、彻底骂倒，把晚清内忧外患的一切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慈禧身上，把她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但是，如果客观分析慈禧的生平，会发现世人对她误解了许多。从本质上讲，她是个杰出的女政治家，是推迟大清亡国的首要功臣。
下面笔者想从几个方面，重新解读一下慈禧这个晚清女主。
关于垂帘听政的误解
许多批评慈禧的人都认为慈禧是个贪慕权力的人，他们从根本上忽视了她政治地位的合法性。首先要承认“辛酉政变”是一场权力的争夺战。慈安和慈禧这两个女人，联合恭亲王奕訢从八个“顾命大臣”手里夺回了皇权。
三个年轻人打败了八个老头子，以保证皇权不落入权臣手中。“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垂帘听政，将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慈禧得了权力不假，但是自从慈禧掌权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清初那样权臣控制朝廷的不堪局面。这不仅有利于清朝的统治，也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当时的清朝在太平军、捻军的冲击下，皇权岌岌可危，急需一个铁腕人物来主持大局。当时仅二十六岁的慈禧还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在此危急关头她不顾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束缚，勇敢的走上朝堂，垂帘听政，做君临天下的女主，是顺应局势的勇敢之举。
这不是“权欲”能够解释的。
慈禧选择年幼的载湉做皇帝，第二次垂帘听政，也并非是为了贪权独断专行。
当时爱新觉罗宗室的王子大多数年岁已大，已经沾染了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性。在慈禧和慈安看来，都不适合做皇帝。她们怕选出的皇帝和同治一样放荡不羁，所以只好选择年幼的皇子，从小教导，培养成为明君。这番心思，是在择立幼主的御前会议上当众宣布的。慈禧说:“文宗（指咸丰帝，庙号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即同治帝宾天），若承嗣者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所以选择载湉是两宫太后的一致决定，而且是当时的无奈之举，与慈禧的所谓“权欲”无关。
关于镇压太平军的误解
慈禧被骂倒的一个重要罪名，是她主政时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因此被骂成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
在学术界，关于“太平天国”是不是农民革命颇有争议。
个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算不上正宗的农民革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
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真实的历史情况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洪秀全在定都天京之后，大兴土木建造富丽堂皇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超过北京都城一倍多；宫中使唤女子千余人，天王洪秀全妻妾八十八个，比咸丰帝的嫔妃多十倍；器用大多用金子做成，奢侈无匹。
天王出巡，仪仗数千人，百姓都要伏地低首跪迎。完全是封建帝王的排场，何来农民气息。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慈禧当政之后，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将领和他们统率的湘军、淮军，花了7年时间镇压住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政局逐渐恢复稳定。自此之后，清朝进入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所以，“削平发捻”的大方向没有错。洪秀全代表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把任何反抗清政府皇权的势力都看作正义的革命行为。要真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慈禧执政期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确是卖国行为。但是从“弱国无外交”这方面看，慈禧也是迫于无奈。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战败的国家和政府，还怎么去抵抗列强蓄意强加的丧权辱国的条款。
账不能都算在慈禧头上，毕竟只有《辛丑条约》是慈禧为了避免列强追究自己是战争祸首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签订的，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行为。
金梁《四朝轶闻》记述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因“慑于积威”，“事事请懿旨”。“太后方园居。
厌其烦，遂谕帝但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周馥年谱》亦云:“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
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嘱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两则史料下约而同说明，对于光绪变法，西太后虽有告诫，但无反对之意。
维新派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舆论鼓吹者，但他们关于戊戌变法过程的记载，却透去另一种情形的蛛丝马迹《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述道:光绪欲废八股，遭到刚毅的强烈抵制。光绪遂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至初五日乃降旨也”。言既至此，康有为感叹说:“百事皆如此。上扼亍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康有为欲以此段记述说明“西后”和“顽臣”阻挠变法的立场，人们从中看到的却是“顽臣”抵制变法，西太后终表态支持变法。“百事皆如此”一说，更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下扼于顽臣”，但最终得到西太后的同意。
支持变法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与赞助变法的慈禧之所以一夜间变脸，转而镇压变法，其解释看来只能有二:
其一，维新派“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除掉慈禧为急务，权势和地位受到直接威胁的慈禧，“徒以利害切身”，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严历镇压对她深怀敌意的维新派，摧毁力图摆脱傀儡地位的光绪。
其二，“百日维新”“失于激烈，过于急进”，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以致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在满族贵族集团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压力下，慈禧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出面纠正因急剧推行新法而导致的政局混乱。
所以，镇压变法也许不是因为慈禧愚昧守旧，而是在情急之下的自保之策。
或者说是为了稳定政局而不得不为。
清末新政，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说是彻底失败了，从国家角度而言，也没有改变数十年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其作为一场深层次的全面的现代化运动， 仍旧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废科举、设学堂、奖游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这些都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
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一样，是慈禧一生的亮点。
慈禧虽然无力阻止清朝走向覆灭，但是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
我们不能说她做的很好，但是在那个位置上，未必有人做的比她更好。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相比，慈禧没有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
从某种程度讲，慈禧的成就未必比武则天差。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女人的地位始终比较低。女人当政，总会被人骂作“妖精”、“祸水”。如果用了和男人一样的手段爬上权力顶峰，也会被唾骂成阴险狡诈的坏女人，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慈禧被全盘妖魔化，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当政，所以亡国，人们有时候忘却了那个内忧外患的客观原因。慈禧扶大厦之将倾，中兴清室，撑危局近半个世纪，体现出一个封建女性少有的魄力。然而她专横跋扈、权力欲极强的本性，导致了她的改革最终只能局限于巩固统治地位，始终不能在体制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她的改革成果只能昙花一现。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慈禧堪称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