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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夫 “打江山”与“坐江山”——兼说拿破仑与华盛顿
1948年11月，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来到西柏坡。其时，他刚刚完稿的《朱元璋传》已交上海出版。
来西柏坡时，他又随身带了一份这部传记的手稿。
不知是他主动呈请毛泽东指正，还是毛泽东在接见他表示要“拜读”，反正毛泽东百忙之中，立即读了这部传记，并提出了些不同看法。从此，可怜的吴晗，便与朱元璋再也脱不了干系。一部《朱元璋传》，一遍又一遍地改、改、改，似乎到惨死狱中，也未改出一个理想的定本来。
毛泽东提出的不同看法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元末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和尚的归宿。在初版的《朱元璋传》中，吴晗以热烈的仰慕之情，写到彭和尚在起义成功之后，“忽然不见”，并认为这个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本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于朱元璋这类为做官称帝而造反的人物，自有一种反感。而对彭和尚这种“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打下江山后便“烟一般消失”了的人物，吴晗本极为崇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伟人”。毛泽东对彭和尚的归宿提出质疑，而吴晗对功成身退，打下江山却不坐江山的盛赞，也颇令毛泽东不满——1948年11月的毛泽东读到吴晗的这类文字而心生不满，是很自然的事。吴晗后来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吴晗自传》以及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都提及毛泽东对彭和尚归宿的异议。
毛泽东认为，像彭莹玉“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可以犯任何其他任何一种错误，却决不会犯功成身退，打下江山都不坐江山的“错误”。毛泽东断言“有史料问题”，而可怜的吴晗后来果然在史料中查出了彭和尚被元朝军队擒杀的下落。
朱正先生所著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写到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5月13日，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提出，有些党员总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理应一切由“咱家”说了算，至于“民主人士”，“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对张奚若的发言，朱著评说道：“在这里，张奚若批评了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这种思想，显然他是不知道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毛泽东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究竟江山谁打下来的呀。
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如果张奚若早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论调有不少道理，大约他不会争锋相对地提出这一点吧。”
打江山的目的便是为了坐江山，且“咱家”打下的江山便是“咱家”的，“他人”无权干涉——1957年5月13日的张奚若，不知道毛泽东竟然也有这种观念。这也许不能怪毛泽东，而只能怪张奚若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了解得不够深，更应该怪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之深了解得不够多。
对于历代打江山者来说，江山不过是一种猎物，打下江山后便尽情地“享用”这江山，不但中国的情形如此，外国历史上的情形也差不多。
所谓“打”，也就是以暴力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正因为暴力革命往往导致“天下是咱家打的”，他人“有什么资格监督”这种后果，对暴力革命的否定便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近年中国一些人所谓的“告别革命”，也是指对暴力革命的拒绝。对暴力革命的“告别”，也许自有其道理吧，但若认为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恶果，认为所有“打”江山的人都必然想要随心所欲地“坐”江山
，却又未免绝对化了。如今叫做美国的这个国家，应该说也是暴力革命的产物，但却并没有出现惯有的那种恶果。
打下了美国江山的那群元勋，当初丝毫没有觉得江山便成了自家的私有物，丝毫不认为自家就理应舒舒服服地来“坐”这江山。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奇特”之处。
这种“奇特”，从它建国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来。人们很难确定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是那一天成立的。
美国的国庆日是7月4日，这是《独立宣言》发表的日子。但当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表时，长达8年的针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革命”才“革”了1年，叫做“美国”的这个国家还只是一种理念的存在。
将7月4日作为国庆日，就像一个人将父母订婚的日子作为生日一样“奇特”。那么，是否战争一结束，革命一成功，美国便成立了呢，也不是。
1783年，针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暴力革命宣告胜利，但直到四年后的1787年，55名后来同被尊为“国父”的人才坐在费城的一幢普通房子里，制定出了美国的宪法。两年后的1789年，宪法的前一部分才被通过。
直到这时，美国政府才依法建立起来，美国人民才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第一届总统华盛顿。所以，这个叫做美国的国家，严格说来，直到1789年才真正建立。
而这时，距《独立宣言》发表已有13年之久，也是华盛顿们“打下江山”6年之后了。人们不禁要问，华盛顿们“打下江山”后，不立即将江山稳稳地“坐”在屁股底下，忙什么去了呢。原来，他们“打下江山”后，便一哄而散，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了。酷爱田园生活的华盛顿，战争期间仍惦记着自家庄园的种植，并从英国邮购各种植物的种子，说明这个乡野村夫在指挥千军万马时，并没有想到胜利后理应“坐江山”和如何“坐江山”，他只巴望战争早日胜利结束，自己便好脱下军装，重返田园生活。果然，仗一打完，他便忙不迭地回到了家乡，又成了一个农夫。华盛顿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当然也并非所有参加战争者都有庄园可归。原来生计无着的人，仍然是生计无着，仗一打完，便又得为生计忙碌。据说，一名校级军官，因负了不少债，便弄了一船西洋参，历尽艰辛运到中国贩卖。
打下江山后便扔着不管，总也不是事。如果借用毛泽东的眼光来批评华盛顿们“革命不彻底”。从英国殖民者哪里赢得独立后，美国便一盘散沙，当时的13个州各自为政。
为了协调各州之间的利益，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为了摆脱美国其时已陷入的危机状况，一个统领全局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
这样，那55名“国父”才从各州集中到费城，开始了制定宪法和建立中央政府的工作。
为什么美国人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此犹疑，乃是因为他们深知政府是一种“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随时可能侵害民众的自由。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取了自由的美国人民，实在不愿再有一个中央政府来对他们管头管脚。而他们之所以在高度散漫了四年后又决心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则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正因为感慨到政府之必要，又明白政府是一种“恶”，他们在建立政府的同时，便以宪法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密的限制。
也正因为美国政府是在人们深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美国人民此后对政府的任何一点越权之举对异常敏感。政府的任何一点越权之举，都会令美国人民惊恐不安。他们深知，政府的全力扩大一步，便意味着人民的自由缩小一步，因此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美国的那些开国者们，之所以在“打下江山”后没有顺理成章地“坐江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对于江山有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别的那些打江山者的“理”和“章”。
在华盛顿们的观念里，江山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取了江山，应该把它无条件地还给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
至于往后由谁来“坐“这江山，必须由全体人民决定。
打下江山的人，对于这江山并没有丝毫特别的权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华盛顿们打下江山后，便一哄而散了。
这样一种对于江山的理念，在战争开始一年后发表的《独立宣言》中便有充分表露。所以，如果明白了《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理念，对华盛顿们胜利后的一哄而散便不觉奇怪。
旅美华人林达先生在《历史深处的忧患》一书中说得好：“他们（华盛顿们）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他们似乎没有看出‘打江山’和‘坐江山’之间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那么，什么是成立政府的‘合理性’呢。
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美国的建国者通过这个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利改变和废除它’。”
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通常也被归入所谓政治“伟人”之列。
然而，把他们与其他的所谓政治“伟人”相提并论，实在是对他们的侮辱。就说华盛顿吧，革命胜利时，其声望如日中天，此时他若乘着胜利的东风，组建起强大的中央政府，实行军事专制，成为独揽大权的君王，并非没有可能。人类历史上无数革命领袖，都走上了这条路。远早于美国革命的英国革命中产生了的克伦威尔是这样，稍后于美国革命的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拿破仑也是这样。与世界历史上那些从革命领袖到独夫民贼的人相比，华盛顿显得如此的“另类”。
戴安娜·拉维奇编选的《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中，选有华盛顿离开总统之位时的《告别演说》。
在正文之前有这样的介绍：“乔治·华盛顿在领导革命军时取得胜利并主持了成功的制宪会议之后，毫无异议地被选为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他勉强接受第二任4年的任期，但他拒绝连任第三任。在一个还是由国王、世袭酋长和小暴君们的统治的世界里，华盛顿作出放弃权力，让给民选继承人的决定表明美国的民主实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想到华盛顿的行为发生在200年前，如果想到其时中国还在乾隆皇帝的治下，就不能不让人由衷地惊叹。即使在20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行为也仍然很“反常”。人们固然可以说，华盛顿们的说做所为，不过是忠于《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理念。
然而，人类历史上哪一次革命没有很好的理念，而又有多少革命者在胜利之后还能不折不扣地忠于革命开始时确立的理念，对于美国此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无论怎样股价都不过分的。
1789年，美国这个国家真正建立起来。也就在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法国大革命何尝没有美好的理念，但却终于结出拿破仑这样一个恶果。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叛逆。
正如米捏在拿破仑垮台后不久写就的《法国革命史》中所说的，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人民自由，拿破仑却恢复了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人们成为公民，拿破仑却封了许多王侯。而“那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要求建立真正的平等，合理的自由，更为发达的文明等等这些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的制度。
是伟大人物掌握国家还是专制君主掌握国家，完全看他是维护人民自由还是使人民受奴役。但是拿破仑更喜欢实现他那唯我主义的野心，他爱重他个人甚于全人类。
他是从军营帐幕之中起家的，很晚才到革命中来，他只懂得革命的物质的和厉害的一面；他不相信产生革命的道义上的需要和激起革命的，迟早会重新出现而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他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已经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和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会见过华盛顿也会见过拿破仑的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墓中回忆录》中，写有一篇《华盛顿拿破仑异同论》，其中说道；“某种寂然无声的东西裹住了华盛顿的行动；仿佛他感觉到自己肩负着未来额自由，生怕危害了它。这位新型的英雄担负的是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自己玩弄不属于他的东西。
”而“拿破仑和这位庄重的美国人迥然不同：他是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大张旗鼓地打仗；他只想建立他自己的名声；他只管他自己的命运……这个巨人根本不把他的命运和同时代人的命运联系早一起；他的天才属于现代，他的野心却是古代的；他看不出他生命的奇迹超过了一顶王冠的价值。”夏多布里昂特意强调：“华盛顿和拿破仑都出自民主的怀抱：他们两个都生于自由，前者忠于它，后者背叛了它。
”
《墓中回忆录》中，还有一篇《拜访拿破仑将军》，记述了作者在法国革命爆发后前往美国，会见华盛顿的简短经过。其时，已当选为合众国总统的华盛顿，他的总统府不过是“一幢小房子，与临近的房子无大差别……没有守卫，甚至没有仆役”。在文章的最后，原本极为狂傲的夏多布里昂这样写道：“这就是我和这位公民士兵，一个世界的解放者的会见。华盛顿进入坟墓之后，我的脚步才有了点儿声响，我走过他面前的时候，是一个最没有名气的人；他如日中天，我则默默无闻；我的名字也许在他的记忆中不曾停留过一整天，然而我感到幸福的是，他的目光毕竟曾经落在了我的身上。
在此后毕生都感到热乎乎的：一个伟人的目光中是有一种力量的。”
何止与华盛顿晤谈过的夏多布里昂“感到热乎乎的”呢，就连我这样一个几百年后的东方书生，每想到华盛顿、杰弗逊这一群人，也“感到热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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