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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的意思 影响一生的文章：追寻教育的意义追寻有意义的教育
文|范美忠
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应该承认，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教育情怀的人。我之关心教育和形成自己对教育的认识首先不是因为对教育学书籍的阅读，而更多的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对我造成的强烈刺激。
因此，可以这么说，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但对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我可能是体会和感受得最深刻的人之一。
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愤于社会的不公，我的理想是去当法官，主持正义。高考时报考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但因考得好了一点，鬼使神差地进了北大历史系。不过当时我的同桌却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你当老师那多可怕，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如果我愿意去搞应试，很可能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的一些高考失败的同学就因听过我传授的应考诀窍而豁然开朗，纷纷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竟然在复读一年之后差点考了我们县的状元。
我也确实作过这样的设想：如果我去搞应试。能不能创造出一个班大部分学生都考上名牌大学的奇迹。
但实际情况是我读了北大历史系，没有读师范。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北大。
最初一年是在石家庄军训，还没见识真正的北大，我已经受到很大震动，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优势没了，我在某些方面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踢足球。
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根本就闻所未闻，他们还在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连看都看不懂。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
在高中时，我是同学当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比较渊博的人，公认的不是一天到黑蒙头读死书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所能左右的，除非我有幸在中学时碰到郭初阳或者现在的我这样的老师，但这样的几率几乎等于零。仅以书本知识而言，连国际广播电台的定向委培生，考试分数比我们低百来分的，英语口语和听力也远比我好。要说成绩，只要是正取生，谁会差呢。
省状元市状元多的是，何况一个县状元。
而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就算我考的是省状元又有什么意义。
能够记忆背诵死板僵化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数学题又算什么。所以当我教书以后，我对我的考省状元的学生毫无印象。
我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那算个啥。爱因斯坦是什么状元吗。鲁迅是什么状元吗。状元管什么用。”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是状元我就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自己觉悟太迟。在北大，分数不算什么之后你算个啥。
就算分数能算什么你又算个啥。有真正的知识能力和创造才是本事。我是一个极其好强和自负的人，当感觉到一当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我不是实行鸵鸟政策来自我保护，顽固地捍卫并无实际意义的标准。
而是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而知耻后勇，重新开始，拼命地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在军训的时候我这种差距感还不是特别明显。
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这里有国际马拉松冠军，有全国围棋、田径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有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家学渊源读书很多的人；有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金牌获得者；有能独立举行舞蹈和钢琴专场演出的学生。
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社团活动组织晚会也没我的份，因为大城市和重点中学来的学生这方面能力很强，我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发现自己中小学十二年的读书生涯中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回到家是我们中学的骄傲（我是我们中学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家人的骄傲，亲戚的骄傲，乡亲的骄傲；回到北大我却感到非常自卑。
我说过，我很要强，而且即使在北大这样一个精英云集的地方，我也对自己的智商和天赋充满自信，就是我的北大的同学也对我说过：“你清晰和独到地思考、概括和陈述问题的能力让我吃惊。”但光有智商和自信没用。我学的是文科，大家知道，相对于理科而言，文科更强调积累，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都需要以大量的阅读为基础。这个时候，先不说创造能力，当我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象旧社会的长工，一穷二白。
上大学前我也确实看过很多书——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大量的体育军事类杂志，读完高中眼睛已近视到一千度。但这些通俗的低端的文化知识对学术研究毫无用处。你是学历史的，别的不说，《二十四史》你看过吗。《剑桥中国史》你看过吗。
民国学术中的历史著作你了解吗。各种野史笔记你看过吗。
降低点标准吧，《史记》《左传》你看过吗。顾颉刚、傅斯年你知道吗。
费正清、黄仁宇、余英时你听说过吗。我们不是老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吗。
那么马克思的原著你看过吗。还有，历史哲学的一些大家你知道吗。
汤因比、柯林武德、刘知己、章学诚。好了，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就说中国古典文学吧，《楚辞》、《乐府》、《文选》、《古文观止》、《全唐诗》你读过吗。《诸子百家》你浏览过吗。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再有天赋，智商再高，自信心再强都没用了，看这些书得花多长时间。与鲁迅、陈寅恪、钱钟书甚至我们系的老先生周一良比较一下，你不能不感慨和愤怒：起点不公平。这个时候我开始恶补，拼命地买书，看书。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
其次，不仅是时间问题，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最恰当的时间，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是一个疤。最后，从同学间的比较来看，与那些生长在大城市，容易得到好书的同学，与那些家学渊源的同学，与那些中学时代遇到过好老师的同学相比，你很难再追得上了。你在努力，你在看书，别人难道成天玩坐等你追赶吗。
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陡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的强烈的紧迫感，我没法以一种从容的心境去把这些书读透，而是以一种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恶补，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之内浏览了诸子百家，跑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的书籍。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什么来。结果可想而知。
最初的教育理念：真知的传授和思想的启蒙
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接受的基础教育，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我痛骂教育体制，痛骂课程设置，痛骂教材，痛骂我的中学老师，声称对我的高中老师“一个也不宽恕”。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实现自己的成为学贯古今中西，博通文史哲，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或者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了。于是，我突然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我为这个梦想激动万分：要是那些有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爱好和天赋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该多好。如果继续读研读博，之后留在大学任教和搞研究，我最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学者而已。但如果我当中学教师，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
因此，虽然班上同学公认我与其他几个同学是最适合搞学术的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是考虑了选择到中学去教书。在当时我们可能的出路中，以功利的标准看，到中学教书被认为是最差的选择——无权无钱，前途早已注定。而当时的我也无力对抗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评判，也觉得去教书是比较没有出息的，让自己感到羞愧的行为，所以始终不敢告诉同学我想去教书，而是声称自己准备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去中学教书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复习。
尽管如此，我的选择还是坚定的，于是我到成都公认最好的三所中学四、七、九中去找他们的校长，要求去这几所中学教书。他们说：哎呀，北大的，我们欢迎，但历史老师需要得少，至少今年不要。后来还是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也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道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的都感到很惊奇：我们已经读到师范了，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的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干什么。
有的问：你的女朋友在自贡吗。还有学生和老师私下里传说：他在大学一定犯过错误。
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进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因为痛感自己中学时的上当受骗，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新的震撼：从学校到社会
由于我自身对教育理解的肤浅和教学技巧的严重匮乏，以及在实践自己的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由于我性格太过张扬，也因为环境的严重僵化、封闭和压抑，我觉得自己如置身于疯人院一般。
找不到知音，找不到出路。终于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毅然离开自贡到了广州，希望从事别的工作。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的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又一次感到：我落伍了，我乡巴佬了。
我无能。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得我因没上网而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的了解。
我到了广州之后，首先寻求的是报社工作。
现代的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得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我不知道网络上还有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我听同学谈起IT，八卦新闻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intel公司是干什么的，还有很多方面的不适应。天，才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里呆了三年时间，与当初同样起点的同学之间又拉开了距离。虽然我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虽然是一个基础，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
首先是因为一般的工作都使用不上这么多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其次，即使有关联，也必须是以符合工作需要的方式加以灵活的运用才行。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的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情景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一方面因为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我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都很失败。因为有电脑，英语能力，有工作经验的新出来的大学生太多了，这些条件我却都不具备。
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或者某些跟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中资企业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面试，我学了十年只会读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当出去卖保险的时候，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求职失败的体验，我发现我的问题都是死板的书本知识解决不了的。找工作的受挫如初进北大感到差距时一样，让我产生失败感。但是我庆幸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
我出来还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吗。我是不是就除了教书啥也不会了。
那样我还能保持我的个性吗。丧失了生存能力我还能有自由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
因为我做的是足球频道，跟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以及我读过的书本毫无关系。
我一边做一边学习电脑操作，同时还要能策划栏目，能写专业的体育评论，会翻译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要能够协调好人际关系。
从重知识和书本到重能力和实践
这次从书本走向实际的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
除了工作能力上的考验外，我还要承受颠沛流离的心理上的无家感不稳定感和孤独感的折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尽管是真知。
我给了学生真知，但那也仅仅是书本知识而已，我引导他们自由思考了吗。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
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这些方面的培养了吗。
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书本知识和实际应用，学校的教学内容、环境和评判标准与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差异何其巨大。教育要指向未来，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却远远落在了社会后面；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我们却只注重死板的书本知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冒险精神和不断学习的愿望能力，我们却根本不将之列入教学目标，或者过早地扼杀了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这次经历对我的刺激依然是非常强烈的。光有课本上那点东西，让你做个副刊编个文艺版或者编个体育版你都做不好。我跟报界和出版界的人接触比较多，我发现他们在思想视野见识以及对新知识的敏锐方面普遍比中学老师好得太多了。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头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即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４月到６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打开他们的视野；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
这在当下特定背景下仍是必要的，尽管在常态社会这对教育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启蒙的方式依然是居高临下的和灌输式的。当然，这并非课堂的常态。同时，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的一些其它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陈诉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
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
怎么跟人打交道。你怎么有基本的自信心。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你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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