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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微词 史沫特莱真是苏联派到中国的间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素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民间似乎对其与中共领导层的关系也颇有兴趣。但国人很少知道，在西方她一直被怀疑是“苏联的情报人员”，近年来披露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1930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在中国帮佐尔格建立了远东情报网
史沫特莱奉共产国际派遣来华，开始与佐尔格合作
史沫特莱出生于矿工家庭，其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素有好感。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她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后者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决定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服务。史沫特莱在1928年来到莫斯科，并在那里结识了苏联“王牌间谍”佐尔格。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奔走于中国各个地区，在采访的同时也开始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情报部门服务。
1930年在上海，她与从事情报活动的佐尔格合作开始组建情报小组，据佐尔格回忆说：“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
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我把她当作我的小组成员一样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满意。”从后来其他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也对她大加赞扬，并“建议利用史沫特莱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让佐尔格受益匪浅，比如史沫特莱随身携带的卡片箱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
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这些信息对佐尔格迅速了解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帮助极大。…[详细]
史沫特莱帮助佐尔格在广东和上海迅速建立了情报网络
应该说，史沫特莱在佐尔格建立情报网的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佐尔格建立了从广东到上海的整个情报网络。
1930年年5月，史沫特莱与佐尔格（化名约翰逊，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名）一起南下广东，她利用与翻译家董秋斯夫妇的良好关系找到了中共党员方文，后者帮助他们在广东迅速安家落户。在之后的数月之内，佐尔格就在广州建立了他的情报网络，并随时向莫斯科报告有关蒋介石政府与南方军阀之间最新关系动向。
随后他们回到上海，在这里史沫特莱再次帮其“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
她先以翻译中国报纸的名义雇用了已经回到上海的方文，经过考察认为可靠之后再推荐给佐尔格，据方文后来回忆说：“一天，史沫特莱约我在晚八时后到她家去。我如约前往，在广州曾经见过的那位德国博士约翰逊先生也在座。史沫特莱对我说：‘今后你的工作将由左尔格博士负责领导’。她的话使我莫名其妙，约翰逊怎么忽然变左尔格了。左尔格对我说：‘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这时我才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同时也知道了史沫特莱的政治面目，当然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
此后据方文回忆，他在佐尔格手下开展情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几乎就是他与佐尔格的联络人，而且史沫特莱的住所已经成为他们会商重大问题的地点：“史沫特莱家是我们会商工作地点之一。但只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才到她家。因为她的家比较安静，比在我的家好得多。
左尔格自己的住处没有向我公开，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住处。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我不信任，而是为着工作安全。
我比他更容易被特务跟踪，如不注意，就可能由我家联系到他的家。史沫特莱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她和中外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她可以保存各种违禁文件，根据外国资产阶级新闻法，这是她的权利。所以我们重要会议到她家开，重要文件存在她家。她是我和左尔格中间的联系人，因为我也不便直接给他打电话，只能由史沫特莱转。”
由此可见史沫特莱在佐尔格情报机构中的重要性，对此，方文也谈到：“当然必须肯定，他如果没有史沫特莱帮助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物色情报骨干，他的情报时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建立起来的。她是他的开路先锋。她比他早到中国一年多。
她具有广交中国朋友的能力和机会。因为她是外国新闻记者，可以对各界人士进行采访。……我和左尔格相识，如无史沫特莱的介绍是不可能的。
由于同史沫特莱已建立了革命友谊，就较快和左尔格也有了同样的感情。她为他选择朋友，他对这些朋友进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教育和考验，然后派到他选择的地方去工作。
如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就是由她介绍给他后，由他审查，认为可用握到香港建立华南的情报站。
这因为蔡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详细]
史沫特莱还向左尔格推荐了两个王牌间谍，其中一个后来帮苏联获取了英美核武器资料
除了帮助佐尔格建立远东情报网之外，史沫特莱还向佐尔格推荐了两个苏联日后的王牌间谍，这两个人可以说对苏联居功至伟。
第一个是鲁特•维尔纳，这位顶尖级情报员是1930年来到上海的，经史沫特莱介绍，她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后来她回到欧洲后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就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苏联成功研制出核武器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个就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1930年底，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据方文介绍说：“史沫特莱和尾崎相识后，认为他对左尔格的事业有用，就介绍他和约翰逊（左尔格的化名）相识，并建立了一定范围的有关日本的军事企图和动向的情报关系。
不过他们的关系始终维持在一定限度内，没有大的发展。左尔格在上海期间，始终没把真姓名告诉他。这说明他对日本人的关系更谨慎些。后来他到日本建立情报组织时期，他才把真姓名告诉这位日本记者。
因为这位记者已成了他在日本最得力的助手。”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时也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会面地点很多时候就是在史沫特莱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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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离开中国后，史沫特莱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继续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除了帮佐尔格组建情报网之外，史沫特莱还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抨击国民政府，宣传共产主义。比如由其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由其推荐的美国人伊罗生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都是共产国际出资，专门发表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1932年佐尔格为组织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负责人牛兰夫妇，动用了情报网络与国民党特务机构高层进行接触，营救事件结束后，苏联情报部门因担心远东情报网暴露，将佐尔格等人全部召回国内。史沫特莱也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然而1934年1月，由于《中国论坛》美国主编伊罗生与中共发生龃龉，共产国际中国主席埃韦特便向莫斯科请求将史沫特莱调回上海任主编，报告中说：“我再重复一遍：
（1）我们需要新的编辑，只能是合法的美国人（来自美国）。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驱除出境。
如果您那里没有什么其他人，那就马上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派来。她在政治上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报纸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2）您应该打电报给美国党，让上海“乐维尔印刷公司”主人剥夺艾萨克斯的全权，并把这些权利赋予另一位可靠的美国公民，最好是史沫特莱……”1934年4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之后，史沫特莱转辗前往美国，并于同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
此后，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舆论宣传工作。…[详细]
但由于怀疑史沫特莱太活跃导致中共地下党暴露，共产国际东方局对其颇有微词
但是此次中国之行却让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之间开始产生嫌隙，矛盾的缘由就在于史沫特莱不受约束，太过活跃，因而引来了英租界和中国警察的注意。
几乎就在史沫特莱一进入上海，中英两国的警察就已经盯上了她，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编号为U1-9-32-8的跟踪监视情报记录她的具体行踪如下：“该女士于1933年5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之后于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出版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诞生》，这本书顾名思义，是一本同情共产主义者内容的出版物。
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
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现因病住在上海疗养卫生院接受治疗。”
对于史沫特莱被监视，中共和共产国际是有所察觉的，而且他们还将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连续破坏与此相联系，认为是史沫特莱太过活跃导致了中共地下党暴露。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和中共代表王明、康生联名致信共产国际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
”基于此种判断，他们建议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在作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就连与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反蒋工作的宋庆龄也对其非常不满，她在1937年1月26日致信王明说：“史沫特莱小姐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到了1936年，史沫特莱在创办反帝抗日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美共代表格兰尼奇夫妇产生分歧。王明得知情况后，通过白劳德警告上海的中、外地下工作者，让他们避免与史沫特莱接触，并再次要求她返回。然而，史沫特莱始终拒绝离开中国。…[详细]
1933年2月史沫特莱（左一）在上海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的合影（从左至右）
1936年史沫特莱受命直播西安事变，期间擅作主张惹恼共产国际
种种迹象表明史沫特莱能直播西安事变是被刻意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