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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宽《风筝》里的郑耀先，在历史上早就死了一万次
我去宁波庄桥，原本是寻访古村风貌的。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这句流传百年的宁波老话，蕴含着宁波慈东的三大望族：姚氏、童氏和马径村的张氏家族。被岁月冲刷了颜色的斑驳青砖、三两块黛瓦斜卧碧草丝中，需仰头才能发现的雕梁画栋，静默于后院的数口大缸，往缸内探头探脑，蓝天，碧水，面目模糊的倒影，几乎有点不相信这是自己。在村子里闲逛，很快被认出是一个外乡人。
有人便笑着跟你打招呼，问你是来找谁的。
“这里名人很多很多。”老乡们骄傲地如数家珍，外交双杰张思桂张斯栒，上海四大国药之一的“童涵春堂”创始人童在厚，天台宗高僧张汝钊和西泠印社代表人物张鲁庵姐弟……
忽然想起一个人的名字，问他们：穆时英也是你们这里人。
沸腾的人群忽然冷却下来，不认得，大概是穆家村的。
这种冷却，到了穆家村，则更加可怕。大家仿佛要和这个名字刻意避开，或视而不见。最终有个老爷爷，沉着脸问我：“找他做什么嘛，这不是个汉奸嘛。”遇见穆时英的时候，距离我的19岁生日还有三天零八个小时。
学校图书馆文学栏最靠里一排，窗微微开着，冷风灌进来，每个经过的人，都要打一个喷嚏，说不清是因为风，还是因为旧书上的灰尘。
倒数第二格书架，上面一排斑驳的旧书，有的缺了封面，有的中间少了好几页，唯一的共性，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借阅他们了。
那几个名字，倒是很风骚的：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后来我知道，在文学史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感觉派。
我和这几个名字相逢，只用了五秒钟。五秒钟之后，就是一辈子。
这几个名字当中，最令我着迷的，是穆时英。
穆时英的文字，有一种近乎黑洞的魅力，妖娆到凄厉，有点霸道地把你狠狠拽进去，不可自拔：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
——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
寥寥几笔，上海的舞场，就此活灵活现。
但他沉郁起来，亦有味道。
比如这篇回忆老宅的文章：
旧宅也苍老了许多，爬在墙上的紫藤已经有了昏花的眼光，那间奶黄的小房间的窗关着，太阳光照在上面，看不出里边窗纱的颜色，外面的百叶窗长了一脸皱纹，伸到围墙外面来的菩提树有了婆娑的姿态。
——穆时英 《旧宅》
但难以想象的是，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才二十来岁。穆家村的很多人都做药材生意，穆月湖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用自己的钱财把儿子们都送去了上海，有两个站住了脚跟，在银行里做到“阿大”（经理），其中一个就是穆景庭。
1912年是穆景庭的幸运之年，自己做的金融生意风生水起，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春天，长子穆时英出生了。 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很多年之后，他们还会发现，这个漂亮的孩子，没有长歪。全家人都对这个长子给予厚望——
父亲笑着摸我的脑袋，不说话。
每天晚上，家里要是没有客人，他就叫我坐在他旁边读书，他闭着眼，抽着烟，听着我。他脸上得意的笑劲儿叫我高兴得一遍读得比一遍响。
读了四五遍，妈就赶我回去睡觉。她是把我的健康看得比总统命还要重些的。
——穆时英 《旧宅》
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很多年之后回忆起哥哥的待遇，用了四个字：百依百顺。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大概总是容易叛逆的。父亲让他读四书五经，他偏要读《水浒》《红楼》，七八岁时到了上海，小时候写的毛笔字，很快就丢下，开始用钢笔（那时候钢笔很时髦），家里的宁波厨子做饭菜好吃，他却偏偏每晚都要指明，要一碗火腿汤。
高二开始，穆时英尝试写作。
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一写好，他就到处投寄，碰碰运气，总是石沉大海。他甚至自费出版过自己的长篇小说《交流》。如果他没能遇到他的伯乐，穆时英这辈子，也许永远是一个文学青年了。 伯乐是松江人施蛰存，当时正与刘呐鸥和杜衡一起编一个叫《新文艺》的刊物。
穆时英的同校同学诸英在《穆时英成名记》里说，穆时英以“最后一次”的心境把他的稿子寄去了《新文艺》月刊，之后，他接到了一封分量很轻的信。那就是施蛰存来的。信上，是简单而确实地写着：“你的《黑旋风》，我们决定采用了，我们相信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希望立刻和你一谈。”
也是在大学里，他遇到了第一个打算给他一点教训的人。这个人，就是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
▲ 钱基博
钱老师是穆时英的国文课老师，奇怪的是，他很喜欢给穆时英打59分。据说，穆时英曾经找钱老师理论，最终铩羽而归。也许，钱基博见穆时英有文才，想要敲打敲打这个上课不认真的学生，因为施蛰存曾经说过，穆时英的古文根基相当差，
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一九三二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两字他还分不清。
——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不知道穆时英最后是怎样说服钱老师的，穆丽娟说，反正哥哥最终还是毕业了，因为她曾经见过“头顶学士帽的毕业照片”。在1935年的《光华年刊》里，1933届毕业生穆时英还给几位同学写了一个《光华文人志》，其中几个名字，可是如雷贯耳： 赵家璧这位朋友我不十分熟悉。我所知道的，就是他非常努力，读的书顶多。如果我们光华将来会出一个批评家的话，那一定是他。此外，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猜想到他一定是一个生得很白，很俊美的人。还有，他跟生人说话的时候，怕羞，脸会红。我还知道他每星期六回松江，到星期一才来，因为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子。
（储安平）这位朋友哪，有点像神龙，到现在，我还摸不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人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很漂亮的人。
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人情世故很深；因为他太孤寂了，所以时常生几场小病，时常要寻个爱人伴他。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
——《光华文人志》，原载于1935年《光华年刊》，摘自华东师大档案馆编撰出版的《光华文萃》
就在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
实际上，穆时英读大学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了。
十六岁那年，因为轻信他人，父亲开办的黄金交易所倒闭，“父亲独自个儿坐在客厅，狠狠地抽着烟，脸上的笑劲儿也没了，两圈黑眼皮，眼珠子深深地陷在眼眶里边。只一晚上，他就老了十年，瘦了一半。”穆丽娟回忆，穆家卖掉了狄斯威路（即今溧阳路）的洋房，搬到了海宁路。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一点牌声，谈笑声，没一个客人，下人们全是一张发愁的脸。
——穆时英 《旧宅》
穆时英似乎在刻意回避这种变化，他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
等父亲一去世，他就对母亲说，他要结婚，确切的说，他已经结婚了。 结婚对象，并不是12岁时订的亲，而是比他大六岁的广东舞女仇佩佩。▲ 仇佩佩穆丽娟说，在很久之后，家里人才知道，穆时英和仇佩佩是在新雅饭店结婚的。也是在这时候，整个家族才知道，这个大家心中的有出息的男孩子，其实一个舞场老手——最爱跳的是探戈，在舞池里，他和仇佩佩一上场，别人都会禁不住停下来，驻足围观。
母亲对这个长子向来毫无办法，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同意。
穆时英和仇佩佩的结婚照被刊登在上海各大小报，洋行小开娶舞女，这种新闻总是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看照片，仇佩佩毫无风尘气，低眉顺目，像极了好人家的女子。
我初见时大吃一惊，后来转念一想，大概受到了老电影里交际花一概高挑细弯眉红唇的形象荼毒，才会对舞女有这样的误会。但仇佩佩结婚之后，并不洗尽铅华，宜室宜家。
她热衷赌博和跳舞，并且把这爱好影响给了穆时英。
这对新式摩登夫妇住在有抽水马桶和浴缸的新式公寓里，晚上赌钱，白天睡觉，很快，穆时英在洋行的工作就丢了，从此专门写稿为生。
但他的作品着实惊艳，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就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当时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前三名作品。读者来信如雪片一般，更有崇拜者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一睹芳容。
在这之后，他却笔锋一转，写起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这样的霓虹流转、声色犬马，弄得当时左翼文坛大为恼火，瞿秋白专门写了一篇《红萝卜》，指责他“皮红正是为肉的白而红”，而沈从文的评价，则是“已无希望可言”。
穆时英在《公墓》的序言里写了回应（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穆时英）：之所以长篇累牍的引用穆时英的文字，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对这个人有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匪夷所思了。1936年，仇佩佩发现穆时英在回力球比赛中打败（另有一说是发现穆在外有别的舞女相好），愤而前往香港。深情浪子一路追赶，求得佳人原谅，在香港安家。朋友们去他九龙的家，发现“他和广东舞女在一起，连床也没有，四壁萧然，境况显然很坏”。
而那时穆时英还剃了头，据说是为了向仇佩佩削发明志。
我相信这是穆时英做出来的事情，一如他的那些文字，颓废、浪漫、悲观、真诚……其实都是他自己。
在香港，穆时英过得很不如意，
对于香港，这文化上的沙漠，我是一点好感没有的：因为在这里，我精神地饥渴了一年；因为在这里，我逐渐庸俗起来；因为在这里，我看见了世界上最丑恶、最卑鄙、最无耻的人物。 3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上海，却成为所有中国人所不齿的一类人，我们统一叫作汉奸。
▲ 1938年，张光宇绘《八仙送别图》，下排左二为穆时英。其他为张光宇、张正宇、戴望舒、马国亮、丁聪等，所送者为画家王子陵
朋友们对他充满失望，他被逐出原来的文学团体，最好的朋友戴望舒和他绝交，尽管他曾经做主把妹妹嫁给了他，最理解他的叶灵凤，也失望地说“经过卖国掮客的手出卖了自己，失去了理性和人性”。
他在上海期间的所作所为，真的太像一个汉奸了，可以说，比汉奸还要汉奸。
汪伪喉舌《中华日报》上公开宣传“和平运动”；出任汪伪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的报纸《国民新闻》的社长；以记者身份随从“使节团”访问日本，和菊池宽、横光利一等知名作家谈笑风生…… 1940年4月，报社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 电话声称要锄杀汉奸，穆时英身为社长，危险最大。日方给他派了一辆凯迪拉克防弹车，另有两个保镖，二十四小时保护。 两个月之后。 6月28日，周五。
那天的申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有，中日空军在宜昌交战，罗斯福连任，上海本地草地网球赛开赛，外币下跌，谭富英在更新舞台演《失空斩》，但群众更期待的是陈云裳的新片《碧玉簪》......这个周五，似乎和任何一个周五没什么两样。 七点二十五分，上海福建路靠近三马路，一个叫唐继坤的人力车夫拉上了一名身穿淡灰色派力司西装的青年，此人正是穆时英。
车到丰泰洋货号门口的时候，忽然从两边的弄堂里窜出来三个人，对着穆时英连开数枪，枪枪致命，人群慌乱四散，穆时英当场毙命——那是他生命里最后一个血色黄昏。 次日，汪伪政府所办的《中华日报》《国民新闻》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暗杀事件。
在申报纸上，我也找到了相关新闻（但申报把穆时英的年龄弄错了，穆时英那一年28岁）：穆时英之死在上海的震动巨大。次日，得知消息的汪精卫致电《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潜伏在上海的蒋介石特务，为穆时英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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