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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诗歌近日，外地一位朋友告知我一件事，称他们那里有个官员退休后喜欢写些旧体诗词，送人娱乐不算，还多次塞给媒体要求发表。遗憾的是，该退休官员所写的旧体诗词，虽冠以五言七律、[西江月]、[清平乐]之类格律诗词名称，但“文绉绉”的字里行间，这些格律诗词却完全不讲格律规矩，例如其“七律”，二、四、六位置上文字虽勉强押韵，但对仗、比兴等全无；而有些所填之词，仅字数上相同，音韵、四声等是完全不讲究的。
自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体诗词的创作就一直走着下坡路，五六十年代时，有毛泽东、董必武、柳亚子等老一代革命家及文人老先生们能写出色的旧体诗词，尤其是毛泽东，他的旧体诗词之诗风、词气为一代之冠，其中如[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看山》（五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长征》（七律）等皆脍炙人口，开一代文学创作风气。但像毛泽东这样的旧体诗词大家，也不提倡青年人写旧体诗词，因为旧体诗词规矩多，又束缚思想，为此他专门写信给《诗刊》编辑部提出此事。“五四”以来，以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白话新诗逐渐成为诗坛主流，至上世纪五六十代，臧克家、闻捷、郭小川、艾青、田间等在新诗领域各领风骚。在新词创作领域，从抗战时起，各种新词就活跃于新编戏曲、歌剧和歌曲之中，田汉、周巍峙、贺敬之等一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新诗、新戏曲、新歌词的繁荣，再加上教育上以现代文化知识、白话作文为主，旧体诗词及文言文基本退出青年的文化教育视野，即使有少数中青年文化人对旧体诗词感兴趣，但其实大都没有认真系统学习过旧体诗词创作所需的格律知识，对平仄、音律更是一窍不通，所以，旧体诗词的写作便开始难讲规矩，只能在语言上采用文言文，在字数、排列上去代替格律的讲究，故时下文化人、退休公务人员所写的旧体诗词，除少数老先生及中青年方家外，十之八九都不能符合旧体诗词的格律，有些人写旧体诗词，只是附庸风雅而已，殊不知，此乃是一种缺乏传统文化底蕴的露拙。
毋庸讳言，旧体诗词确实是难写的，没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功底，要想写好旧体诗词确实很难，其中音韵、平仄、用典等尤其不易掌握，许多舞文弄墨的人写旧体诗词，虽知道要押韵，但他们不知道，押韵也是有规矩的，并非上口就行，况且还有古代与今天不同读音的区别，有的古体诗中的字，今人看起来不押韵，但古代读法是押韵的，如毛泽东《长征》（七律）中最后一句“三军过后尽开颜”中的“颜”字便是。
而既然是写旧体诗词，押韵就应懂得古人读法，但今天又有多少人写旧体诗词时手头备一部《佩文韵府》呢。
《红楼梦》四十八回说，香菱“挖心搜胆，耳不旁听”地要修改她的《吟月》七律诗，探春见她在发呆，忙取笑她：“菱姑娘，你闲闲罢”。
这话本是让香菱歇手的意思，哪知香菱入了迷，怔怔地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原来古体诗中对诗韵是有很复杂讲究的，光是平声部分就有106个韵，还不包括仄声，其中平声30韵，上声29韵，去声30韵，入声17韵。平声中上平声又有15韵，即所谓“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此外，写律诗尚须讲究承转、对仗、用典，对仗须“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还有什么数字对数字、人物对人物、动物对动物等讲究；而用典则要求熟读历史，如果不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四书”、“五经”之类，想用好典故是很难的，假如旧体诗词中缺少典故，就好比没文采的白开水。填词也不是按曲牌字数要求凑数，也有严格音韵要求，也要用典，讲究词律。所以，若想填好旧体词，毛先舒的《填词名解》、仲恒的《词韵》、万树的《词律》、戈载的《词林正韵》及《佩文韵府》等及今人王力的《诗词格律》之类，都是必须研读的。
由于旧体诗词规矩多，所以我非常主张传统文化底蕴不足的文化人，不要去写旧体诗，因为若不严格遵循格律而将之冠以什么“七律”“七绝”[西江月][菩萨蛮]之类，容易闹笑话，不会获得文坛承认。不过，近年来许多人转向写旧体诗词的现象，似亦事出有因，不完全是趋俗附庸。我的看法，最大问题是新诗新词的创作在走下坡路，以新诗而言，现在许多人发表的作品，其“诗路子”并不正，有的纯粹是“分行大白话”，政治标语口号也往往拼凑在诗行中；有的诗不押韵，读时拗口；有的诗无立意，没感情、没思想；有的诗毫不讲究文采，还出现了“政治体”、“梨花体”这类怪胎。这些所谓的“诗”，与诗意、诗味、诗境远离了“八只脚”。
古人称读好诗会“余香满口”，但今人的“白水诗”，淡而寡味，很少有诗句能成为成语或典故的。
至于新歌词、新创作的戏曲唱词，更是鲜有光彩。也正因为新诗新词大幅度走下坡路，于是一些粗通文言的文化人，便把兴趣放到了写旧体诗词上来了，这也是今天不规范“旧体诗词”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今诗坛的旧体诗词，大约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基本讲究格律规矩的规范旧体诗词，虽然立意、文采的水准有高有低，但它终究属于旧体诗词的范畴；第二种是内容有立意，文句也讲究文采，但是并不遵循严格的格律规范，只是字数上、形式上符合格律诗词的要求而已；第三种是既不讲格律，又无文采，系粗劣之作，读之如吃苍蝇。
第一种是旧体诗词的本来境界，不论水准如何，从体裁上看，可以归入真正旧体诗词之列。第三种是假冒伪劣，应该“打假”的，不值得评说。唯第二种“旧体诗词”，其数量较多，假如人们不去对它深究格律规矩，大可鱼目混珠，故有讨论一番之必要。
这第二类“旧体诗词”，有几个特点：一是格律运用上不严谨，写诗填词者知道要立意、要押韵、要讲究平仄、要对仗、要用典等，但限于对格律诗词规范要求知识掌握不全或知之甚少，因此其技巧功夫上总是缺一口气，南郭之竽，在外行面前虽俨然可以充数，但在内行面前是难获承认的。
二是这类不规范诗词，就其文字功底而言，倒还可以，用严格简练的文言文表达，也有一定的文采，其中也不乏好句警句华藻美典，假如不用格律去要求，不冠以五言七律[虞美人][贺新郎]，倒也可列入高水准诗词。三是许多这类不规范旧体诗词，注意了营造意境和抒发感情，有立意有想法，符合诗意化要求。
故对这一类不规范“旧体诗词”一棍子全打死，似亦不近情理，而且文坛上这一独特现象，亦是历史使然，这里既有传统文脉断层的原因，也有“五四”以来新诗新词“挤压”的原因，当然更有个人对古典诗词知识的局限。所以我主张两点论：一方面要从严格遵循古典旧体诗词的格律角度，将这类不规范的旧体诗词逐出“教门”，从旧体格律诗词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又不彻底否定它，采取“招安”的办法，将它们纳入正规的诗词“队伍”中。
怎么“招安”。
也就是给予正名，使它们正式独立成为一种诗词的体裁。
我的意见，按此类诗词目前的“生存状态”特点，不妨冠其名为“文言自由诗词”，简称“文言诗词”，即：因其文言文写作的属性，承认它为一种新体裁诗词。
从诗词发展历史看，提出文言诗词作为诗词的一种体裁，是有其合理性的。大家知道，诗词的初起阶段是没有严格音韵、格律讲究的，我们读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没有五言、七律之说的，内中收集的诗歌，有的是文人诗，有的是民歌，都是自由体，甚至不押韵。屈原的《楚辞》亦是如此，体例是很自由、奔放的。直到西汉初，刘邦写的《大风歌》和项羽吟的《力拔山兮》，尚无格律，诗歌直到至东汉末才进入五言律诗阶段，至唐代才有七律、古风什么的，规矩也完善了。古典格律词是到唐五代时才称为曲子词的，此前它统称为“歌”，经历了汉乐府诗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歌”的阶段，所以旧体词便有曲子词、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别名，自唐末起至五代，古典旧体词的创作进入按谱填词阶段，两宋时古体词创作达到高峰，曲牌名称也基本定型，旧体词的创作便被称为填词。到元代，文人们在杂剧中也引进了旧的词创作方法，将词牌运用到了杂剧唱段中，古典体词创作在宋元时达到巅峰状态。
所以，我认为当代人用文言文语体创作诗词，是可以不必讲究严格格律规定的，有《诗经》《乐府》开例在先嘛。问题是当代人如何认定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可以大胆地在诗词创作上闯一条新路，在体裁上奋勇打开一个口子，同时给文言诗词的创作以充分的自由空间。再则，在当前新体白话诗不景气甚至要人们挽救的文学大环境下，提倡、鼓励写作文言诗词不失为一种选择，人们从此在字数、行句上不必拘泥，也不再需要遵循旧体诗词严格的格律，真正回归到春秋、秦汉时期的创作状态，或为新时期的新诗词注入“新鲜血液”，另开一代诗韵词风。而更重要的，可以保护格律型旧体诗词，让它更“纯洁”，避免鱼目混珠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