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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理论体系来看，是因为它的前提或出发点是人，它的归宿点也是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着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第73页。）。
“现实的个人”（real individuals）或“现实的人”（real men）这个前提或出发点，是针对着唯心论者和费尔巴哈那样的机械唯物论者用以作为他们的理论前提的抽象的“人”而提出来的，指的是真实的、“有生命的人”（living men），而不是唯心论者和费尔巴哈那样的机械唯物论者所说的那种“幻想中的人”。它的含义与后者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
1，它首先是指“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也就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他们虽然“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但绝不是唯心论者所认为的在历史过程中不发挥任何作用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群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09页。），而是“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每时每刻都在通过平凡的劳动从事着变革现实的“自主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第123～124页。）。劳动大众虽然首先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创造历史，但也是在社会、政治和精神领域创造历史的基础力量。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2，它是指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的人，“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或“隶属于一定阶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第118页。），而不是唯心论者或费尔巴哈那样的机械唯物论者想象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在阶级社会中，现实的人既包括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阶级，也包括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占居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阶级的分化本来是现实的人群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4页；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6，632等页；同书第4卷，第700～701页。
），由此产生出来的支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治阶级，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上“有用的甚至必要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而且还“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劳动大众不得不以几乎全部时间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在那样的时代，社会管理和精神劳动领域的“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虽然在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是统治者和压迫者，但同时又是履行社会公共职能和经济文化职能的“精神劳动”的承担者。但是，即使统治阶级中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那部分人，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所设想的超现实的“精神”的化身，也是现实的人的一部分。而且，归根到底，统治阶级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的限度，取决于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大众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程度。劳动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的水平，随着劳动群众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而提高。由于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所以统治阶级的活动一旦越出劳动大众的物质活动所需要或所能容许的限度，立即就会由“必要的”社会阶级变成“多余的”社会阶级，迟早要被劳动群众抛弃。劳动阶级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而且，正因为他们从事的物质活动从根本上决定着其他社会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人中的主体部分或基本部分。
%Ý 3，它是指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着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而不是历史唯心论者设想的那种具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抽象的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
）。因此，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过程，是现实的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自我改变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通过最原始的劳动从其他动物界分离出来，那时他的个人力量极其微弱，“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血缘联系的脐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劳动者的生产和交往活动愈加发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也愈加发展到更高水平，逐渐从孤立的、甚至互相猜忌和对立的个人，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转变成消除了“一切自发性”的“完全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那时他们就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正因为现实的人有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最终归结为现实的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这就使我们看到，是以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发展着的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为前提，还是以想象中的具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抽象的“人”和他们的“意识”为前提，就成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的分水岭。以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为前提，就能科学地阐明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如何在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下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现实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着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等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而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实践能力的发展，由此形成具有完整科学体系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一切以抽象的“人”和他们的“意识”或他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为前提的理论，必然导致唯心史观，因为它们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是抽象的“人”及其“意识”的活动过程，用这个抽象的“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
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这样就必然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为“精神”、“意识”等等。以抽象的人为前提，实际上就是以抽象的“人性”或“意识”为前提，也就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
符合现实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唯物史观虽然反对唯心史观以抽象的“人性”、“意识”、“精神”等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前提，但并不否认人性、意识、精神等等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它只是要求对这些因素做科学的研究。最常见的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责备，就是说唯物史观只讲阶级性，否定人性。
当唯物史观遭到“左”的思想和路线扭曲的时期，确实存在这样的偏颇。
但这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唯物史观肯定人性的存在。它只是反对唯心史观把人性看作永恒不变的抽象本性，例如抽象为“善”的本性或“恶”的本性，或“私欲”、“占有欲”、“财富欲”、“权力欲”……等等本性。
其实，人们常说的人性，不过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因为此，人性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必然要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恩格斯在《爱尔兰史》手稿中曾引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本关于古爱尔兰人吃人和杂乱性交习俗的记述：“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
这样一种习俗中表现出来的人性，连两千多年前的斯特拉本都认为是极其野蛮的，而身处近代的“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更是斥之为“臆造的污蔑”而对之表示“十分愤慨”。恩格斯却以科学的态度指出：“近代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接着，恩格斯就转引了题为《古代德国法律》一书中引用的一段史料：“我们称之为维尔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项耻辱”。
至于古爱尔兰人盛行群体内杂乱的性交关系，恩格斯指出那也不过是“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过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558－559页。）。恩格斯曾指出，之所以会有这种没有任何嫉妒心理的性关系，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0~31页。）。
可见，原始时代人们的人性是与文明时代极不相同的，而那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又如，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描述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人时，曾写到，他们“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乃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他们不是像他们的邻居那样急急于想占有和使用金银的”（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页。）。
可见，野蛮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占有欲”与奴隶主、农奴主和资本家是大不相同的。再如，恩格斯曾指出，“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和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440页。
）。可见，处在那种生产生活条件下的农民，绝对不可能有生活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人们那种要求“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人权观念。
这些事实都表明，人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因此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常见的一种否认历史学能够成为科学的理由说，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性的研究，而人性是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的。可是，既然人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是有规律可寻的，为什么研究人性就不能成为科学呢。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它的归宿点就是揭示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怎样推动他们本身——包括他们的人性——和他们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规律。
因此我们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并不否认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或一般规律的科学。
因为，正如下一章将要论证的那样，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